原标题：草与禾：中国历史的“另类”解读|昌明荐读

草与禾：中国历史的“另类”解读

作者：薛海明

《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一书，之前偶尔听罗振宇推荐过。基于前期对外交学院施展教授大部头《枢纽》的钦佩和其在中国史纲课程中的精彩讲解，对草原和中原这一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未听说过波音这位作者，但看到敢用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这一如此霸气的题目，还是买来读了一下，全书篇幅不长，300余页22万8千余字，断断续续用时一天半读完。

作为一名蒙古族人，波音一改传统史书以华夏王朝的更迭为主线推进的历史写法，站在一名草原人的角度，甚至站在跳出中原草原更为客观的“上帝角色”，重新审视了中华文化的几千年历史。不能说这一角度就必然更为客观，作者也未提供更多的未被他人掌握的新知，但通过视角的转换，就给了读者一段新奇的阅读体验。本书大体以4000多年来中华文明的演变为主线，从史前文化时代一路书写了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唐宋元明清，也一路书写了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直到大一统的清朝以及受到全球化强烈冲击的清末民初时期。其间游牧与农耕的差异，形象地描绘为草与禾的差异。

一、地理、气候与文明发展

一百多年前，英国地缘政治学家詹姆斯·菲尔格里夫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中提出，历史、地理与政治之间有着错综复杂而又密不可分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条主要线索。通过这一视角，作者对古埃及、古巴比伦、希腊、罗马、英国、中国等国家进行了逐个分析。就地理和气候而言，它们所能提供的是为人类所用的能量，对能量的使用和支配的历史，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值得一提的是，吴军在《全球科技通史》中也将能量和信息作为科技发展史的主线。

广义上的地理包括地势、热量、水分、植被、海陆分布等因素，这些都会对生产与经济、知识与技术、迁移与殖民等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影响一个文明的兴亡。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在其《洪水、饥馑与帝王：厄尔尼诺与文明兴衰》中提出，不正常的气候与不正常的历史事件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互动关系。遭遇不正常的气候，可行的选择只有两个：迁徙或创新，不是增加土地产量，就是卷铺盖走人。温骏轩在《谁在世界中心》中指出，影响亚洲政治格局的其实不是国家实力、军队和武器，而是几千年来人们对这里的地理环境、维度、气候、降水等自然因素的熟悉和适应。隐隐间，都可看到“地理决定论”的影子。这些影响客观存在，但却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研究者可以出于自己的理解提出一套解释框架，但历史不能重现，宏观的历史变量太多，可以有不同维度的解读，不能说哪个维度解读得更为准确，但维度越多，历史脉络就越清晰。

几千年前中华大地上文明的兴衰，和气候变化的相关性较强，气候变化对中国古文明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在南北方向上的移动，使得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降水量也随之变化，它偏向哪一个方向，哪个方向的临近大陆就有更多的降水。当其处于偏北方向的600多年中，东北地区得益于较为充沛的降水，产生了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长江流域得益于降雨量的减少，满地沼泽泥泞逐渐干化，出现了更多适合耕种的土地，产生了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而黄河流域由于相对靠北，黄河水系降雨增多带来了 较多的洪涝灾害，相对的给文明发展带来了困难。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从南到北各种绚烂的文化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中华大地上，被考古学家很浪漫地称为“满天星斗”。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候，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向南移动，降雨分布发生了重大改变，东北、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降雨偏少，而长江流域则降雨偏多起来。东北地区偏少的降雨和长江流域偏多的降雨都使得当地的文明遭受了沉重打击，而黄河流域偏少的降雨使得黄河的洪涝灾害逐渐减少，农业开始发展，在其他地区逐渐衰落的同时，以农耕为主要特色的二里头文化开始兴起，中华文明从黄河流域开始，早期文明从“满天星斗”变成了“月明星稀”，这就是“禾的世界”的起源。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出了著名的15英寸等雨线，在年降雨量低于400毫米的地区，农业活动无法开展，15英寸等雨线外，就是茫茫的“草的世界”。

二、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的互动

史书大多是华夏文人书写的，往往站在华夏的视角看待华夏、看待草原。而草原世界早期没有发明文字，即便后来有了文字，其文献数量也远远不能与华夏相比，“草原和草原族群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草原常被描述为破坏者、侵略者、掠夺者的形象，固然部分是由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但与其缺乏文字记录、缺乏自我辩驳的历史书写也有一定关系，更进一步来说，游牧民族如何对自身进行定位、其对于华夏文明的看法如何，就更少为人所知了。

战国晚期，燕、赵、秦不断向北扩张，将长城地带的部落吞噬后，华夏和草原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了，华夏与草原第一次直面彼此。三雄各自在边境修筑的长城，证明了草原的威胁已非常大。这一时期，有了赵国的“胡服骑射”，草原的军事优势与华夏的农耕优势初步结合，虽然没有帮助其笑到最后，但也大大增加了实力，赵国成为七雄之中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强国。

“六王毕，四海一”。与秦统一六国同一时期，草原强权匈奴在单于冒顿的带领下，也基本完成了北方草原的统一。短命的秦被刘邦的汉王朝取代后，开始了华夏与草原的直接较量。前期几十年的和亲纳贡政策后，汉武帝时期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壮举，陡增了大汉王朝面对草原强权的信心。“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中华民族豪情万丈的自信心，从这个时期面对匈奴时的胜利开始，第一次如此爆棚。相反，到了东汉时期彻底战败的匈奴政权，很快背井离乡，“不知所在”。草原与华夏的第一次直面，虽以匈奴政权灭亡而告终，但双方之间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以南匈奴为代表的草原部落内附于东汉王朝，埋下了草原与华夏融合的种子。很多匈奴人进入汉朝境内生活，甚至官拜高位，同样也有很多汉人由于种种原因进入匈奴境内，将华夏农耕区的农业技术、农业工具传播过去，促进了匈奴人农业的发展。

匈奴过后，从长城地带一个小小的代国走出来的拓跋鲜卑，逐渐发展成北方的强大政权——北魏。经过短暂的东西分裂后，重新统合到隋朝的旗号下最终统一天下，最终发展出史诗般的王朝——大唐。草原与华夏的整合力度进一步加深，游牧民与农耕民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不清，不论是疆域、种族还是文化，都进入了糅合在一起的阶段。

为应对突厥、吐蕃等边境压力而采取的节度使制度，最终葬送了大唐王朝。短暂的五代十国时期后，宋王朝与崛起的契丹、西夏的交锋，更多地是通澶渊之盟、庆历和议来解决的，用雄厚的财力购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直至“作死”与金朝结盟相约共同攻打契丹，短短几年间发生靖康之变，败走临安，最终被更为强大的蒙古帝国取代。

纵观这些朝代比较悲催的结局，说明了在古代草原与华夏整合难度有多大，也充分说明了一个统一的、被高度整合的大一统帝国对于和平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在当代可以通过转移支付轻而易举解决的问题，在古代要通过无数人的流血牺牲和屈辱的和亲纳贡制度来实现。转移支付，是中华文明用了几千年时间和无数血泪换来的一种最佳整合方案，生活在条件艰苦、贫困落后地区的人们，如果能够整合在一个政治体内，便可通过转移支付用富裕地区的钱解决其生存发展问题，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和流血牺牲。

三、蒙古帝国的“贸易全球化”

贸易需要统一的大市场。通常理解全球贸易是从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通过大航海全球逐渐变成了一个网络，而中国也在大英帝国的“船坚炮利”之下被动融入了全球化。人类社会对不同商品的需求，是海外探险的主观动力，但大规模的跨区域的商品交换和人员流动并不是什么现代现象，也不是从欧洲开始的。宋念申在《发现东亚》中指出，如果没有东亚（以及非洲、美洲）世界的参与，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在全球开疆拓土、所向披靡。蒙古帝国是中华文明中史无前例的依赖商业和贸易的政权。

从政治上来说，贸易最怕市场的人为分割，分割的市场会使得贸易开展会面临重重困难。一个统一的草原帝国，对于商业贸易的开展至关重要。元朝疆域辽阔，且与蒙古帝国的其他分支如西域的各个汗国、金帐汗国、伊利汗国之间有着同宗的联系，整个大的蒙古帝国包括周边都被纳入了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内。

从社会形态上来说，传统农耕社会容易做到自给自足，对贸易没有迫切的需求。草原游牧民比中原农耕民更需要贸易，商业能够给他们带来草原上匮乏的各种生活用品。对商业的态度也是草原帝国与华夏王朝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一区别“其背后是一个政权的财政收入模式的区别”。元帝国可以说是一个商业政权，商人的地位高于其他职业和宗教人士，仅次于蒙古贵族。传统农耕社会轻视商人，但元帝国轻视轻视商人的儒家学者。元帝国更看重的是经商能力，而这方面恰好是儒生的弱项。

从地理上来说，贸易需要克服地理遥远与不便造成的高昂运输成本。欧亚草原西起欧洲的多瑙河下游及黑海北岸，向东蔓延直至中国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跨度达上万公里。与中国南北方向的迁移需要跨域黄河、淮河、长江等横向阻拦的大河和秦岭等山脉相比，在草原上东西迁移十分便利，没有大的地理阻隔，这为贸易的开展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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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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