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20年第1期丨执行法相关论文摘要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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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论文共七篇，涉及四方面内容：执行救济（4篇）；执行启动（1篇）；公法人执行（1篇）；股权执行（1篇）。推送内容包括： 基本信息、 摘要、编者注及 全文链接。

1.张卫平： “另案处理结果对本案民事执行的效力及处置原则研究”，载《河北法学》2020年第3期。

2.张卫平： “现代仲裁执行司法监督制度结构的反思与调整”，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1期。

3.霍海红： “执行时效期间的再改革”，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

4.其木提： “错误转账付款返还请求权的救济路径”，载《法学》2020年第2期。

5.刘颖： “执行文的历史源流、制度模式与中国图景”，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

6.唐力： “论对‘公法人’民事强制执行的限度”，载《法律科学》2020年第1期。

7.王东光： “论股权转让人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责任”，载《法律科学》2020年第2期。

一、执行救济

1.张卫平：“另案处理结果对本案民事执行的效力及处置原则研究”，载《河北法学》2020年第3期。

摘要：

另案处理结果包括法院的另案裁判、调解协议和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等，这种另案处理结果可能会涉及到正在进行的本案执行的执行标的之权属问题，因此，主张执行标的错误的案外人往往以另案处理结果为依据提起执行异议或案外人异议之诉以达到排除本案执行的目的。在法理上， 另案处理结果对执行标的权属认定只能在争议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不能约束本案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不具有排除本案执行的法律效力。只有根据法律规定提起的本案执行异议或案外人异议之诉中，法院对执行异议理由的认可判决才具有排斥本案执行的效力。

编者注：本文所欲解决的问题实践中非常突出，也是执行中的难点。例如，申请执行人申请法院查封被执行人名下房屋，此时案外人不提出案外人异议，而是直接提起确权诉讼，请求确认查封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案外人。胜诉后，再向执行法院申请解除查封。

此时，执行法院面临如下问题： 第一，执行实施机构应否直接解除查封，还是要让案外人走异议程序； 第二，案外人应当提出案外人异议，还是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 第三，案外人异议及异议之诉的审查或审理机构是否要受到此前确权判决结论的约束。

本文作者认为， 第一，排除执行是案外人异议之诉独有的功能，确权之诉的胜诉判决本身不能起到排除执行的效果。 第二，基于既判力的相对性，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或者其他人诉讼所得到的胜诉判决不能约束申请执行人。换言之，异议之诉的审理法院可以作出与确权判决不同的结论。 第三，另案判决认定的事实具有证明效力，但可以为申请执行人举出的相反证据所推翻。

PS：阅读本文可能需要对 既判力相对效和 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标的有初步了解。

2.张卫平：“现代仲裁执行司法监督制度结构的反思与调整”，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1期。

摘要：

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试图实现被申请人的权利救济和国家对仲裁更全面监督的双重目的。但由于这一具有司法监督职能的制度被置于执行阶段， 不予执行事由实质上成为一种被申请人针对执行请求的抗辩主张，从而与司法审查监督无关。且由于抗辩一旦成立即具有废除仲裁裁决执行力和既判力的双重后果，导致抗辩主张与实际效果的背离。现行制度的这一结构导致了审判权与执行权（执行裁决权）行使的混同。这一结构性缺陷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认识上误认为仲裁裁决当然具有执行力。但 在仲裁和执行法理上，执行力专属于国家司法机关，仲裁作为民间裁决要具有可执行性，必须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确认。这一过程是审判权的运用，而非执行权的运用。有鉴于此，应当专门设置对仲裁裁决可执行性的审查程序，即由权利人向法院提出对仲裁裁决的确认申请，法院予以审查确认。法院的确认裁决与仲裁裁决共同成为执行根据。该程序是一种特殊的审理程序，兼具诉讼性和非讼性。该程序使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与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仲裁裁决的执行保持了一致，也进一步实现了审执分离，使国家对仲裁执行的监督更为合理。

编者注：本文论述逻辑非常清晰： 第一，仲裁裁决并不天然具有执行力，其作为私文书要获得执行力需要经过司法机关的审查；第二，既然仲裁裁决不当然具有执行力，那么就必须在执行程序启动前，由司法机关依职权进行审查；第三，相应的，目前的不予执行程序属于“执行中审查”模式，应当取消；第四，不予执行程序取消后，其原本承载的否定执行力的功能由独立的执行前审查程序取代；其否定既判力的功能由撤销仲裁裁决程序吸收；对于案外人的救济则通过强化仲裁裁决的相对性解决。

全文可点击→： 张卫平：现行仲裁执行司法监督制度结构的反思与调整

3.霍海红：“执行时效期间的再改革”，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

摘要：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时对申请执行期限作了重大改革：名称由“申请执行期限”修改为“申请执行时效”，期间从1年或6个月统一加长为2年且可以中止和中断。虽然从时效理论和实践效果观察，该项改革属重大进步，但仍有巨大提升空间。执行时效期间应在坚持时效身份的前提下独特化：为保障判决的确定性和安定性，平衡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利益，缓解执行难困境，提升时效规则体系化， 执行时效期间应显著长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建议坚持“诉讼时效统一化”思路，在民法典总则编对“判决确认之请求权”规定10年的特别诉讼时效期间。即使暂时维持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的“二元并立”立法体例，《民事诉讼法》也应将执行时效期间加长为 10 年。

编者注：本文作者此前已写过多篇关于时效的文章。单就执行时效，就曾于2019年发表过 “执行时效性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

相比前文，本文着墨的重点是执行时效的长短。作者认为，2007年民诉法修订前，执行时效采用的是短期模式（即短于诉讼时效）；此后采用的是持平模式（即执行时效与诉讼时效一致）。 未来则应当采用长期模式，并建议采用 十年的长期时效。

执行法的起草过程中，关于执行时效是规定在执行法还是直接适用民法总则，是否效仿比较法立法例规定长期时效，确实存在一定争议。从实务部门反馈的意见看，多数意见反而倾向较短而非较长的时效。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论述长期模式有助于促进时效规则体系化方面，举了《民诉法解释》519条和《民法总则》195条作为例子。作者认为，根据《民法总则》195条，从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从体系上，终本之后应当是时效从新起算，而不是519条规定的不计算时效。

编者以为这可能和终本程序的定位有关，如果认为终本程序=终结程序，那么确实有作者说的问题；但如果认为终本只是特殊的中止（比如查封措施、限制消费措施等均不解除）则不存在所谓冲突。

全文可点击→： 霍海红 ｜ 执行时效期间的再改革

4.其木提：“错误转账付款返还请求权的救济路径”，载《法学》2020年第2期。

摘要：

物权性救济路径通过赋予错误汇款人物权性请求权使其享有对抗第三人的实体权利。这种救济方式虽符合情理，但在法理上难以自洽。 债权性救济路径特别是其中的原因关系不必要说，虽认为错误汇款人仅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但在系争错误汇款具有特定性时，则认定该存款债权归错误汇款人享有，从而使其享有对抗第三人的实体权益。这种救济方式不仅符合受款人无资力之风险不能转嫁给错误汇款人的公平观念，也符合指示支付原理。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22号民事裁定书采纳的是债权性救济路径，以错误汇款人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为基础，以错误汇款资金具有特定性为前提，认定系争错误汇款的实体权益仍属错误汇款人“所有”。此谓“所有”系指系争存款债权归错误汇款人“所有”，而非指错误汇款所有权归其所有。

编者注：案外人对错误汇入被执行人账户的存款是否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问题，实践中有一定争议。 （2015）最高法民提18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错误汇款系事实行为，双方并无转移该笔款项的合意，受款方并非该笔款项的实际权利人，且错误汇款未与账户内其他资金混同，故错误汇款人享有排除第三人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2018）最高法民申1742号民事裁定书则认为，错误汇款人针对受款人仅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故不能对抗其他债权人对受款人的强制执行。

理论界这两年也不乏这方面的论文。例如，2018年朱晓喆的 “存款货币的权属归属与返还请求权”；2019年孙鹏的 “金钱‘占有即所有’原理批判及权利流转规则之重塑”，都聚焦于这个问题。 实际上，本文作者也曾分别于2009年和2014年写过“货币所有权归属及其流转规则”、“委托银行付款之三角关系不当得利——以错误汇款为研究对象”。

内容看，本文论述重点在不同学说之间的比较和分析。

二、执行启动

5.刘颖：“执行文的历史源流、制度模式与中国图景”，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

摘要：

强制执行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干预，因而必须具有正当化根据，执行程序的实质启动要件便是该正当化根据的体现。在执行程序实质启动要件的审查与救济程序缺位的背景下，我国应当以比较法为借鉴引入执行文制度，通过执行文的授予环节来完成对执行程序实质启动要件的审查，从而确保强制执行的正当性，并解决当下的“执行乱”困境。在执行文制度的建构上，应当根据审查资质、公证职能及审查相关材料的便利度，就各类执行名义分别设置执行文授予机关；针对单纯执行文及特殊执行文等不同情形具体设定执行文授予要件；在优先确保强制执行之正当性、最大限度地维护执行效率的理念下，设计执行文授予程序，即对于执行程序实质启动要件具备与否，执行文授予机关原则上采用形式审查，但在必要时保障执行当事人寻求实体审查的机会。

编者注：本文从我国执行程序实质启动要件的审查出发，系统介绍了法国、德国、日本执行文制度的起源、功能演进、程序与救济，说明了执行文制度具有的比较优势，并对我国强制执行法应当以及如何建立执行文制度进行了阐述。

全文可点击→： 执行研究推介|执行文的历史源流、制度模式与中国图景

三、公法人执行

6.唐力：“论对‘公法人’民事强制执行的限度”，载《法律科学》2020年第1期。

摘要：

对政府等公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民事执行案件中存在两难的选择: 一方面如果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可能有碍公法人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损及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如若不能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会导致私权无法实现，有损司法权威。因而， 为平衡私权之实现与公益之维护，对政府等公法人的执行须遵循必要的限度，给予其“规则礼遇”。对公法人财产的执行，以不影响公务推行为限度; 对公法人执行程序的适用，应以维护其良好的信用和权威为保障; 对公法人执行措施的适用，应考虑其依法行政的特殊主体地位和有序、高效推行公务，履行公务的履职要求，应限制适用间接执行措施。

编者注：我国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虽然没有对公法人执行问题予以特别规定，但部分规则其实体现了应与其他主体。例如，《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3条规定，从事军事、政府公务的船舶不得被扣押；又如，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考虑到政府机构的社会治理职能，为了不影响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即日起对纳入失信名单的政府机构将不再采取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措施”等等。 本文则从理论上论述了对公法人予以特别对待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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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执行

7.王东光：“论股权转让人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责任”，载《法律科学》2020年第2期。

摘要：

关于股权转让人对股权转让之后到期的出资义务是否承担责任，《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认识模糊、适用错误、结论不一等问题。尚未到期的出资依附于股权之上，不具有债务属性，股权转让之后应由股东（受让人）承担出资义务；如果股东（受让人）因拖欠出资而被要求在拖欠出资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或者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被要求在未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时，股权转让人应在股权转让后的一定期限内对前述之责任承担补充责任。该责任不是因违反出资义务而为自身承担的责任，而是属于为他人承担的“与出资相关的责任”。

编者注：本文所述内容与人民法院拍卖出资尚未届满的股权后，应由买受人还是被执行人承担后续出资义务相关。

文中，作者介绍了实践中存在三种做法：一是，区分债权形成于股权转让之前还是之后，对于转让前形成的债权，债权人可以要求原股东承担责任；二是不做区分，要求原股东与新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三是原股东不承担出资义务（最高院判例观点）。

经过分析，作者认为，上述观点均有不足之处；随后，提出转让股东不承担出资义务，但应当在一定条件下承担补充义务的观点；并参考 德国法的有关规定提出了具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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