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同乡齐心，“众口铄金”？

摘要

当人们听到负面消息后很有可能传达给熟人，后者随后也会将其继续传递出去，不断循环最终导致恐慌。本文章针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两次银行挤兑，研究了纽约移民工业储蓄银行的爱尔兰籍储户行为。文章认为作为新移民，他们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爱尔兰的原籍，以及他们在纽约的居住地。文章发现在两次银行恐慌中，社会关系都是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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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从爱尔兰大饥荒到美国银行恐慌

1845年至1850年，由马铃薯感染引发的饥荒席卷了爱尔兰，五年中爱尔兰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约一百万爱尔兰人因饥荒而移居海外，美国是重要的目的地。

纽约在这一时期有大量移民涌入爱尔兰社区：到1855年时，爱尔兰移民占纽约人口的28.2%；在第一、第四和第六区，爱尔兰移民占人口的五分之二以上。文章研究的主体移民工业储蓄银行（Emigrant Industrial Savings Bank，EISB) 就恰好位于第六区。

EISB在1850年由一群在美国杰出的爱尔兰人生赢家创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老乡”，这家银行在18世纪50年代90%的户头都是由爱尔兰移民开设的。EISB搜集的储户背景资料，包括出生地、住址、联系方式等，成为了本次研究的数据来源。

来到美国的爱尔兰人在1854年和1857年分别遭遇了银行恐慌：1854年的挤兑开始于12月12日，当时有消息称，尼克伯克银行(Knickerbocker Bank) 连续两周没有向纽约银行协会清算中心提交每周报表。次日，钱伯斯街储蓄银行 (Bank of savings On Chambers Street) 将20万美元的政府债券寄往华盛顿，要求政府偿还来补充银行自身流动性。人们受到这一消息的惊吓纷纷去提款。在此期间，超过200名EISB储户关闭了自己的账户。

1857年的恐慌始于纽约，9月17日一艘载有价值200万美元未投保金条的轮船在开往纽约的途中失事。金条的损失导致银行业流动性降低。1857年的恐慌使纽约的储蓄机构受到了较1854年更为严重的影响。危机从银行业蔓延到实体行业，纽约失业率大幅上升。到10月13日，储蓄银行不得不援引了在其协议条款中一项很少强制执行的规定，将取款限制在未偿付余额的10%以内，从而结束了恐慌。1857年9月28日至10月13日，超过500名EISB储户关闭了他们的账户，其中近五分之二的人仅在10月12日和13日就关闭了账户。

02

文献综述与描述性统计

文章通过研究18世纪50年代纽约移民工业储蓄银行（EISB）的爱尔兰储户行为来检验银行恐慌是否会沿着社会关系“传染”。在这篇文章之前，Robert J. Shiller (1989), Shiller and John Pound (1989)对社会关系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Ellen Hertz's (1998)利用1992年上海证券市场的繁荣进行了社会学调查。但是对于“传染”的检验不仅需要个体参与者的交易信息，也需要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根据EISB的储户大多从爱尔兰移民美国这一事实，文章认为可以用来源地来指代他们的社会关系。

文章以婚姻为例，说明了来源地在爱尔兰移民的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多么重要。表1给出的是对EISB几百米远的一个天主教堂中爱尔兰移民婚姻记录的描述性统计。记录显示，大多数爱尔兰移民的婚姻双方都是来自爱尔兰相同或相邻的县。这个现象可以说明：爱尔兰移民的社会关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有相同或相近来源地的人群。

图1给出的是EISB月度数据，纵轴为净关闭数量=闭户数量-开户数量。根据图中描述的情况，文章认为1854年的银行恐慌发生于12月11日到12月30日之间，1857年的银行恐慌发生于9月28日至10月13日，恐慌期间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银行账户关闭。

用净账户关闭数量来定义银行恐慌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即忽略了那些虽然取走了所有的钱但没有关闭账户的储户。因为较短时间内正常储户的关户行为相对较少，所以采用净关闭数量作为指标带来的偏差不大。

文章使用的原始数据包括两次银行恐慌中所有的关户储户样本及未关户储户的1/10。在1854年的银行恐慌中，文章使用了598个银行账户数据样本，其中235个在恐慌中被关闭；而在1857年的银行恐慌中，文章使用了1035个银行账户数据，其中505个在恐慌中被关闭。文章调整账户关闭的比例是因为原始的账户关闭比例较低（1854年为6%；1857年为8.7）。文章认为这样的调整虽然会影响银行恐慌的出现的概率，但由于文章主要研究社交网络对银行恐慌的效果，主要解释变量（账户大小、是否来自同乡）的相对显著程度不会发生改变。

对于每个储户，文章使用了开户日期、存款规模、银行恐慌前的取款数量、关户时的余额（或银行恐慌结束后的账户余额）。除此之外，文章还收集了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职业、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方面，基于前文所述的婚姻数据，文章中使用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储户移民前在爱尔兰的居住地（省份与县）、在纽约居住的街道地址。文章使用了Humphrey Phelps的网格法（图2以曼哈顿为例）将纽约分成若干方块。这样的方法不仅将可能的地区效应囊括其中，而且也衡量了皮鞋成本对银行关户的效果。

剔除掉不知道在爱尔兰来源地的储户及不知道纽约居住地址的储户后，1854年还剩下439个样本观测值，其中193个储户关闭账户；1857年还剩下766个样本观测值，其中399个储户关闭账户。表2详细列出了主要解释变量，表3给出了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格当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数据中低技术含量的工人比例较高，职员及小资本家占据了剩余中的大多数。第二，大部分的储户都是近期的移民，大部分因1845年的大饥荒而来。第三，相较于较低的周工资（男性$5左右，女性$2.5美元左右），存款数额较大（1854年平均值为$160，中位数为$100；1857平均值$190，中位数$115）。第四，账户存续时间较短且交易次数较少（1854年平均存续时间为14个月；1857年平均存续21个月；平均一年只有3至4次交易）。

相较于未关账户者，因恐慌而关闭账户者的主要却别在于存款规模与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在存款规模越大，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越长，储户就越不会选择关闭账户。储户源自的爱尔兰省份也对是否选择关闭账户有影响。来自Ulster省的储户更倾向于不关闭账户。这样粗略的分析得到了logit回归的支持（如表4所示，以Leinster省为基准，Ulster，Connacht，Munster为储户源自的爱尔兰省份虚拟变量，注：爱尔兰只有四个省）

03

具体方法与实证结果

文章采用了分类树的方法去检验社会关系在银行恐慌传播中的作用，该方法采用层进式的二分法尽可能地把被解释变量相同的样本集中在一组（注：被解释变量是在恐慌期间是否关闭账户）。操作过程如下：遍历每个解释变量，并尝试根据每个解释变量进行二分。然后，在以上分法中挑选出最能够把关闭账户者与保持账户者区分开的一种，作为二叉树的分类节点。

把样本分割成两个子样本以后，再在每个子样本中用同样的方法重复分割，一直持续到把每个单独的样本分为一组为止。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子样本中的分割所依据的解释变量可能不同。比如，账户余额高于60美元的子样本中，移民美国的时间是最好的分割变量；而在低于60美元的子样本中，网格是最好的分割变量。

不难想象，在生成的分类树中，越是靠近根节点的分割变量，就越重要。在具体处理中，受算法运行时间的限制，文章舍弃了开设账户最少的四个县的储户数据。图4给出了由1854年样本所生成的结果，该年份有420个样本：

图上的节点是1代表对应的子样本以因银行恐慌而关闭账户者为主，0代表以保留账户者为主。节点下面的概率代表“非主流”样本所占的比例，比如，被标记1节点下面的概率是指在对应子样本中保留账户者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子样本标记的是0，分割之后的两个部分也都标记为0。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分割无效，而是尽管努力把同种样本都分在一起，却仍然不超过半数。

图中结果非常明显，第一次分割就使用了来源地数据，第二层节点中的左侧分支很说明问题：虽然，在来自的Antrim, Cavan, Clare, Derry, Donegal, Monaghan, Sligo和Tyrone县的移民中，关闭账户者本身不占多数。但是，在更下面的一层节点中，进一步挑选的开户2.085个月以内的7个样本只有一个选择了保留账户。

图5给出了由1857年数据所生成的结果，该年份有738个样本：

对比前面图4所展示的结果可以看到，来源地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用来分割的变量。在两年的结果中，来自Cavan, Donegal, Monaghan, Tyrone和 Sligo的移民倾向于保留账户，而其他县的移民都倾向于关闭账户。在后者的样本中，1854年有四分之三选择保留账户，而这一数字在1857年是三分之二。此外，两年的结果都显示开户时间和账户余额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分类树的结果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只看前两层的分割节点，会发现被解释变量跟所属子样本主流类型不同的“非主流”样本占比很高，实际上，前两层节点和主流一致的样本占比大约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为了处理彻底分割所产生的过拟合问题，文章随后对分类树做了“剪枝”：将样本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用训练集生成分类树，再用测试集的数据测试生成树的分类效果，并把过多的节点去掉。经过“剪枝”处理的分类树会保留大概16个左右的节点。尽管文章对分类树的细节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讨论，主要结论不变。

结论

根据前述结果，文章认为：个人在银行恐慌中对是否保留账户的选择受生活在美国的时长和开户时长的影响很大。然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移民的来源县。部分来源县的移民倾向于在银行恐慌发生时保留账户，而其他县的移民则倾向于关闭账户。文章据此推论：个人的行为不仅取决于其收到信息的内容，还取决于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所在群体当中其他成员的意见。

参考文献

Kelly, M., & O Grada, C. (2000). Market Contagion: Evidence from the Panics of 1854 and 185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5), 1110-1124.

Shiller, R. J., & Pound, J. (1989). Survey evidence on diffusion of interest and information among investor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2(1), 47-66.

Shiller, R. J. (1992). Market volatility. MIT press.

启发

在logit回归解释力受限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树方法，合理设计时也能说明自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当分类树中被解释变量0与1比例相差较大时，如果关心的只是自变量相对重要程度，可以尝试对样本再抽样调整0与1样本比例。

评论

用爱尔兰源自县与纽约居住地区来指代社会网络可能并不理想，例如这两者都会影响储户的受教育程度，而受教育程度会影响恐慌中是否关闭账户的决策；正是由于调整比例的原因，文章最后使用的样本数量实在太少，解释力不强；虽然树方法解决了大量logit中地理虚拟变量显著性的问题（其实只是树方法不考虑显著性而已），但大量的地理变量使得节点二分法可以用多种分类方法达到相近的目标（例如将一些县的样本分为左枝和右枝得到信息熵下降基本相同），而父节点分类结果会影响子节点分类，这极大增加了树方法的方差(Variance)；基于上述分析，故相对重要程度的比较可能只在前几个节点处有意义；当然这篇文章发表于2000年，在炼金术机器学习还没有盛行的年代，确实提供了不少的启发，因此这是篇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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