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狮山史谈】曹文瀚 | 金章宗时期的华北社会动乱与应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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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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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文瀚，台湾桃园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宋辽金元史。

摘 要：金章宗一朝是金源一代的盛极渐衰之时。金朝土地政策随着人口增加逐渐不合时宜，使土地分配不均，进而引发纠纷。天灾与金宋战争亦成为社会动乱的诱因。金朝政府利用荒政制度缓和矛盾，因时制宜调整法律，并试图强化猛安谋克，改革保伍法与宗教制度。同时为了获得士人阶层的认同，宣传以土德代金德，藉此宣告金朝是宋朝的正统继承者，并讲议礼乐、推广教育、科举，使北方的知识分子与地方豪强产生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进而认同金朝的统治。因此金章宗一朝，不再有“大定中乱民独多”的现象，也始终未爆发全国性的社会动乱。

关键词：金章宗；金朝；华北；社会动乱

金章宗一朝(1190—1208)是金源一代盛极渐衰之时，各项制度在此时逐渐完备，但许多从世宗，甚至金初以来就存在的问题在章宗后期逐渐浮现，最终在卫绍王以后因蒙古的入侵而全面爆发。

金章宗（1168-1208）

学界对金章宗时期社会动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乱起因的分析，并略为提及政府的应对政策。诸家说法中可以张博泉的看法为代表，张先生指出金章宗时期在金朝仍属安定时期，并未爆发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但由于连年水灾、战争及括地，激化了统治者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但章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缓和矛盾，并对各地分散的起义严加防备。此说虽为学界共识，但未论及动乱爆发的结构性因素，也未对这个时期的社会动乱做具体深入的分析，应对政策上也多集中在法律层面，对其他层面着墨不多。故本文拟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以华北地区的社会动乱及政府的应对政策为研究目标，对该议题做进一步的开展。

一、金章宗时期的华北社会动乱

本文先制表一：章宗年间华北社会动乱表

表一并未包括章宗时期华北所有的动乱。因宗室之争而引发的动乱未列入。因金宋之间的战争，边地很不稳定，如《完颜纲传》亦载吴曦诱募边民为盗，同时遣谍欲利诱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卒温昌，同传又载：

京兆、凤翔、临洮三路，应被宋兵逼胁，背国从伪，或没落外境，若能自归者，官吏依旧勾当，百姓各令复业，元抛地土依数给付。

这些动乱因为涉及其他政权，并为该政权所承认，因此皆不列入。表中第8至11项，虽是因金宋战争而起，然而无直接证据可证明宋朝接纳这些人，故仍列入。

《大金国志》中有三笔社会动乱亦未被列入，这是因为《大金国志》一书的真实性深受质疑，故略过不论。

根据表一这一时期的华北社会动乱主要在明昌初及泰和以后，后者多与金宋战争相关。以地域来看，山东最多，这与金宋战争相关，即使罢兵后，“盗贼渠魁稍就招降，犹往往潜匿泰山岩穴间”，金末的红袄军领袖杨安儿即为被招降者之一，并成为金朝官员。同受战争影响的河南、陕西两地，动乱者中既有宋民，亦有为宋朝承认者，不符本文的定义，无法列入，若将这些动乱列入，泰和末年河南、陕西的动乱情况实不下于山东。

表一所统计的动乱多由无以为生的平民百姓所发动。世宗时的澄城(今陕西澄城县)主簿赵规在澄城发生天灾时有言：“富家多残剥聚敛以兴怨，贫民日削月朘，多不粒食。兴怨则招忧，不粒食则群起而自救。盗贼之生发于肘腋，可不畏耶？”他指出世宗时期许多平民百姓在天灾之下沦为游民，他们为谋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这种情况在章宗以后仍持续存在，如杨安儿原是市井无赖，后以制鞍为业，在统治者眼中实与游民相似。若与世宗时期的社会动乱相比，最大的差异是政治性社会动乱几乎已不存在，即使将金宋战争相关的动乱列入考虑，除表中第8至11项外，也多是南宋之谋。

一般盗贼的部分，史料描述的并不多，部分可知为世宗时期就留下的问题，如第3项“藁城多盗”，按大定年间(1161—1189)李嗣立撰写的《整暇堂记》载“鼓城、藁城，故多盗”，可知藁城(今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多盗，由来已久。又如第12项完颜伯嘉任莒州(今山东莒县)刺史时，发现官兵捕盗不获，诬百姓以代之。这也是前朝存在的陋习，如王安中在大定年间在沃州(今河北赵县)任职时，由于当地“顷年多盗，昼夕有桴鼓之警”，遂向耆老请教，耆老表示：“吾乡本无事，岁苦，官兵以擒贼为名，其实扰之”即为一例。又如赵秉文至平定州(今山西平定县)前，前任州官“每闻赦将至，先掊贼死乃拜赦，而盗愈繁。”何以贼死仍更盗愈繁？可能是因为实际抓到的亦非真盗，州官之举反而引起更大的民怨，导致盗贼更盛，赵秉文反其道而行，政从宽简，消除民怨，反得实效。也有纯粹因天灾而起者，如第1、14荐皆是。

从世宗到章宗，政治性社会动乱事件趋于减少，而平民引发的动乱遂引起关注。

二、金章宗时期华北社会动乱的爆发因素

章宗时华北社会动乱的爆发原因何在？传统说法是因连年的天灾、战争及括地所导致。故本文先探讨天灾、战争与这时期华北社会动乱之间的关系，再探讨括地及其他因素。

据表二，章宗年间8年有水灾，13年有旱灾，3年有蝗灾，6年有饥馑，频率各为0.42、0.68、0.16及0.32。水灾集中在明昌初，但明昌二、三年的水灾是发生在河北漳河一带，四、五年的则集中在河南地区的黄河流域。另一方面，章宗朝天灾虽然不少，但主要是集中在河北地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天灾与社会动乱的关系是正相关，据表二应是河北社会动乱最盛，但社会动乱的诱因是多样而复杂的，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社会动乱与天灾的关系是间接的。

战争的影响可以分成直接和间接的，间接的影响主要是从明昌六年(1195)起至承安年间与北方民族的战事，虽然战事不是发生在华北，但连年战事对财政形成很大的负担，迫使朝廷必须另辟财源，如卖度牒、征军需钱、榷醋，朝廷的政策自然也影响到华北人民的生活。

金宋战争对华北而言影响更为直接，这次的金宋战争即泰和南征(南宋开禧北伐)。此战的影响如《金史》所言：

金自章宗季年，宋韩侂冑构难，招诱邻境亡命以挠中原，事竟无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摇，岁遇饥馑，盗贼蠭起，相为长雄，又自屠灭，害及无辜，十余年麋沸未息。

唯此役是由南宋开启，金人实不欲战，开战前夕，章宗尚对南宋使臣表示不希望双方开战。故此战虽对华北的社会动乱颇有影响，但对金统治者而言，是一场无奈的防御之战。又如章宗与南宋使臣对话时，也提及“尔国屡有盗贼犯我边境……遂罢宣抚司。未几，盗贼甚于前日”。故章宗年间的社会动乱的确与战争有密切的关系。

章宗年间的社会动乱起因虽与括地有关，但就结构面而言，括地及其影响仅为其表象，金朝固有的土地政策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已不符合社会实际，统治者以自身族群的需求为先，未能因时制宜，导致土地日渐难以分配方为深层因素。

金代的土地政策与他们的猛安谋克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按金制，猛安谋克户每25口最少要授田4顷4亩。据韩茂莉的估计，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时，金代猛安谋克户在中原地区拥有的垦田达5533.5万亩，而在河北、山东地区，猛安谋克拥有的垦田共3164.8万亩，占了这个区域垦田的近三分之一，剩下的垦田才归汉民所有。这个规定是金代土地政策的病因所在，统治者为了保护猛安谋克的特权，所采取的政策则进一步加剧了土地问题。

金世宗时期为了应对土地纠纷的问题，采用了括地、限田、授田、移民屯垦、通检推排等政策应对。章宗初年仍继续执行世宗的政策，一方面将河南沿边豪民冒占之地转为官田，由迁移至该处的人民耕种，并免其租税。亦将一些人稠地狭之处的农民迁至地广人稀之处，如河东的饥民被迁往河南。也继续采取限田的措施，如平阳即曾施行计丁限田。不能否认的是这些土地政策在实施的时候往往会因人谋不臧，产生新的问题，统治者对待女真人及其他族群态度的差异也会对实施的成果有所影响。但总体而言，承安五年(1200)括地事件前的土地政策还是有可取之处。

承安五年，鉴于金朝与北方的蒙古之间战事不断，统治者认为女真人田少，不足以养家，使军士缺乏斗志，遂再次括地予女真人。此次括地引起很大的问题。前文提及，大定二十三年时，猛安谋克在河北、山东地区拥有的土地高达3164.8万亩，占当地垦田的三分之一。这次宗浩括地达三十余万顷，相当猛安谋克原本在河北、山东拥有的垦田经过这次括地后多了一倍，占走了原有垦田的三分之二，如依前文的计算，这次宗浩括地的范围竟接近华北猛安谋克正口数增加的四倍，并且这次括地虽是以百姓“冒种官地”为名，实际有不少被括的地是百姓的私田。如此巨大、严重的一次括地，自然严重影响到当地民众的生活。刘元规及高汝砺皆表示这次括地对河北、山东的民众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到贞祐(1212—1217)年间仍争讼不断、互相憎恨。且此次括地后，除泰和七年(1207)募民种佃清河(今河北清河县宋贝州城遗址)等处地外，章宗似未安置这些被括地的人民。按《金史·女奚烈守愚传》的记载又知括地之时规定“隐匿者没入官，告者给赏”，这甚至导致官员藉此谋利，造成许多百姓沦为流民，直到女奚烈守愚向户部告此冤状，得到受理，方使流民归业。临沂一地如此，他处亦有可能有不少百姓被迫成为流民，可见这次括地对民众伤害之深。金世宗的土地政策原有“军户稍给，民不失业”的双重目的。但这次的括地仅有“军户稍给”的效果，失去“民不失业”的功能。因此这次的括地对以农为业的汉人而言，无疑是重大的打击。

土地既不足以分配，无田可耕的农民只好自寻生路，产生的“流民”与“游民”自然成为统治者无法避免的新问题。章宗即位初，李晏筹划十事，其中一项即是“禁游手”，又如明昌元年(1190)正月，上封事者言：

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伤农者多故也。

尽管统治者已正视游民问题，对这旧有的土地政策，并因人口增加而日趋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却无计可施，无法可想，只能坐视问题持续恶化。

三、章宗的应对政策

鉴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持续尖锐，金章宗在政策面上采取了因应措施，这些政策与章宗朝社会动乱事件的减少有一定的关系。本文对社会动乱进行定义时曾提及社会冲突能量无处不在，只是平时是被社会压制的力量限制住，一旦超过社会压制的力量并爆发，即成为动乱。因此统治者在应对政策上的方向有二：一是缓和冲突能量，二是提高社会压制力量。前文提及，章宗时爆发社会动乱的因素一是固有的土地制度因人口的增加，逐渐不合乎社会实际；二是战争；三是天灾。第一点章宗并未采取因应的政策，反而因承安五年的括地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第二点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无需赘言。至于天灾的部分，章宗强化了荒政制度，也产生了一定的效力。

荒政制度可以在民众遇到天灾时，确切有效地给予必要的援助，从而缓和矛盾。金代的救荒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惠民司及普济院，惠民司在海陵时设置，是金代较早期的福利救济机构；普济院的前身是熙宗皇统初傅慎微为应对陕西旱灾而设置的养济院。章宗即位以后先设暖汤院，最晚至承安二年(1197)前设普济院，四年(1199)下诏要求各京、府、州、县皆设普济院。除了惠民司及普济院外，章宗也在大定二十九年下诏要求各总管府、节度使及提刑司长官亦需负责赈济事宜。

除了普济院与惠民司外，另一个必须提及的是常平仓。常平仓是中国古代政府利用平籴、平粜控制粮价的措施。金代的常平仓最早设于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不久即废。章宗明昌元年重新设置，并将常平法略做修正。但早期常平仓既有名无实，且多置于州府，对于居住地点离州府遥远的人们而言，长途跋涉至州府粜籴是一大困扰，故明昌三年(1192)八月规定“县距州六十里就州仓，六十里外则特置”，并下令除河南、陕西屯军贮粮之县外，其余州县的屯粮依户口数做调整，又令州县无常平仓者创置。同年九月敕置仓之地，州府官提举之，县官兼董其事。据统计，明昌五年(1194)九月时全国的常平仓一共设有519处，六年又下令可用常平仓赈济贫而无依者。可知金代不但广设常平仓，且金代的常平仓拥有控制粮价及赈济的功能。这些机构的设置与规定，都说明章宗朝荒政制度成熟化与普及化的一面，对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减少社会动乱的产生，有正面的意义。

章宗除了尝试缓和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外，也将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制予以调整与强化，以提高社会压制的力量。首先就法律而言，章宗即位之初采取的是较为宽松的态度，如明昌元年诏罢告捕乱言人赏，使告发者告发乱言事的现象大幅减少。又将杖刑所用的杖具及用杖规范进行调整。同时也对“盗贼”的数量做了新的规范，也对捕获之人的奖赏做了调整。但章宗在承安三年(1198)重申强盗人数达三十人以上时须上奏朝廷，并强调各处官员在强盗相关事项上，不宜轻纵。这表明章宗对法律规定改持严厉执行的态度。

法律的效力有赖于统治者及执法者的权威，唯有他们的权威得到被统治者承认时，这些规则才能产生作用。金朝在华北的权威来源以威胁及武力为主，以遍布华北各处的猛安谋克为表征。世宗以降，猛安谋克腐化的情况日益严重。因此章宗也继世宗之后，实施了一些政策，试图解决女真人的腐化问题，如限丁习学，迫使猛安谋克户无法完全弃武习文；规定猛安谋克进士须以策论及骑射定科甲高下。承安三年进而规定不到四十五岁欲考取女真进士者，须在府试十日前考骑射，要能在十箭中二箭者，方得中选。这些都是章宗为防止女真人腐化所做的努力，然而贞祐南渡后的女真将帅多被刘祁批评为“膏粱乳臭子”，可知其成效有限。除猛安谋克外，金朝也运用华北旧有的管理制度以维护社会秩序，这套制度是以县令为长，上县以上由县尉专责巡捕盗贼之事，中县由主簿和县尉一同处理，下县以主簿任之。县级以下的乡村则是采用保伍法，以强制性的措施将散于各地的民众聚集起来，再由里正、主首、保长及伍长负责禁察非违、巡警盗贼的任务。楼钥出使金朝就曾注意到保伍法的具体实施情况。但章宗年间保伍法在执行上已是“灭裂不行”，加上户与保之间因人口的增加，增加了监察的难度。因此章宗在泰和六年(1206)改革保伍法，在户与保之间增加了“邻”这一个单位，并依户数增加辅佐里正的主首数量，又置壮丁佐之。猛安谋克村寨将此工作交由寨使，寺观则由纲首负责。唯此法实施后不久章宗过世，而后蒙古南侵，华北民众大量逃亡，这套制度也失去了作用。

金朝初期的宗教政策并不严格，并扶持全真、大道、太一等有利于统治者的宗教，以维护社会秩序。直至金世宗鉴于宗教“谋反”事件的出现，方转趋严厉。章宗即位之初曾对这些宗教予以打击，一方面禁止自行披剃为僧道者，同时曾对全真、五行、毗卢、太一、混元等教派采取禁教措施。按元好问《紫微观记》的记载“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著令以止絶之”。可知章宗禁教是见全真势力过大，惧怕会产生宗教动乱，才予以禁止。章宗并不是全面反对宗教，他也曾特别召见并礼遇知名的宗教人士，如全真教的王处一和刘处玄以及佛门高僧万松行秀皆曾受其邀请。但章宗还是试图将宗教势力进行压制，唯禁教之类的措施成效有限，且可能是因为朝廷财政拮据，须贩卖度牒，以助军储，在卖度牒的同时，必然也会放宽限制。

另一方面，金朝受北宋及辽朝的影响，设置了宗教职官，佛教有国师、僧录、僧正、都纲及维那等职官。如熙宗时的悟铢就曾任中都右街僧录。道教亦有道录、道正等官，熙宗又置六等的道阶。章宗对这套制度予以改革，将僧、道的考试制度规定为三年一试，八十人取一，又限制僧侣与道士度弟子的人数。以此而论，章宗在即位之初，虽采取较激烈的措施，但最终仍秉持世宗将宗教纳入为社会控制之中的宗教政策，为使这些宗教发展不致太过，章宗也将僧、道的管理更进一步制度化。

士人阶层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章宗即位后也试图通过一系列文化政策争取汉人士人支持，让他们心甘情愿接受金王朝的统治，以此减轻社会动乱带来的威胁。如下诏增修曲阜宣圣庙，并命州县普设孔庙，高价搜访、购买遗书等政策皆是。

德运是中国正统论的一大议题，其目的是为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依据，以寻得被统治者的认同，强化支配的权威。金朝自统治华北以来，一直很重视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如熙宗的“尊孔”，“文治”，海陵的迁都以及一统天下的企图，世宗制定礼仪制度及祭五岳四渎，目的都在这里。德运之议象征金朝正统观的确立及完善，朝廷经过详细的讨论后，最终决定以土德代替原先的金德。刘浦江认为这场德运之争，除正统性外，也是女真及汉文化之间的选择问题。章宗选择土德，代表的是金承宋运，金朝是北宋王朝的继承者，也是统治者做出金朝是一个中原正统王朝、是一个汉人王朝的宣示。正如陈学霖指出的，这样既能对内实施汉化政策，争取汉民族的支持；也能对外增长其与南宋抗衡的声势，加强其统一中国的号召力。

礼乐制度是儒家文化的表征，所谓“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礼乐政刑四达而不誖，则王道备矣。”因此“制礼作乐”是儒家“文治”的代表，能藉此取得儒家士大夫的支持。金代的礼乐制度在世宗朝已有长足的发展，章宗明昌五年“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讲议礼乐。”此次讲议礼乐的成果，一方面修成《大金仪礼》，乐制亦趋于完备，终成一代之典。

在教育层面，金代中央官学自海陵、世宗以来已趋于完备，地方官学也已推广至府学及州学。章宗在此基础上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各设教授一员。根据《金史·选举志》的记载，章宗时的地方官学设立概况为府学二十四，学生九百五人，节镇学三十九，学生六百一十五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与世宗时期相较，府学及节镇学多设了六十七处。除此之外，章宗又屡次下诏要求诸州皆修建官学，并鼓励地方士庶修建县学。这些是承续并改良熙宗、海陵及世宗以来的学校政策，透过教育培育忠于金朝的知识分子，以得到他们的认同。

科举是金朝吸收汉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早在靖康之变后不久，金朝就已在华北举行科举，海陵时已趋于完备。世宗增设女真进士科，又在大定二十八年(1188)复经义科。章宗即位后设制举宏词科，以招非常之士。复设经童科，以培养经学人才。开恩榜以照顾多次落第的士人。将乡、府、省、殿四级考试更为府、省、殿三级考试。府试考场增加辽阳、平阳及益都三处。又在明昌二年放宽会试的人数限制，直到承安二年因为担心发生冗官问题，将人数限制为六百。最终在泰和二年定制“策论三人取一，词赋、经义五人取一，五举终场年四十五以上、四举终场年五十以上者受恩。”据今人统计，章宗、卫绍二朝的每科平均人数达到153.8人。尽管每科录取人数远逊于两宋，取士资格亦有缺失，造成文风败坏，但章宗将科举入仕之路的名额放宽，除解决原有的缺额问题外，无疑也是收买汉人士大夫的最佳手段。

大体说来，章宗朝的文化成就是相当可观的，无论是当时金儒赵秉文、宋儒真德秀、元儒郝经以及清代著名史家赵翼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些举措对知识分子当有一定的吸引力，可建立他们的自信心与文化认同，进而认同金朝的统治。

结论

综上所述，金章宗一朝的华北社会动乱情况，大致上的确如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未爆发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动乱的成因，表面因素主要是与战争，尤其是金宋战争的关系较为密切，天灾亦有一定的影响，但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则是金朝的土地制度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已不符合社会实际，土地已不足以分配，由此引发的土地纠纷，括地为其表征。不应忽略的是“括地”是金世宗的土地政策之一，同时施行的相关政策还有限田、授田、移民屯垦及通检推排等，不能否认这些政策有其不足处，但其初始目的为“军户稍给，民不失业”。只是承安五年的括地失去了后一个功能，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纷争，激化了矛盾。

章宗为了避免社会动乱的爆发，一方面强化荒政制度，缓和矛盾。另一方面依现实环境的变化，调整法律，又试图强化猛安谋克的实力并改革保伍法，以防备社会动乱的爆发。同时更出台诸多文化政策以提高华北士人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进而使他们认同金朝的统治，使士人不参与社会动乱，减轻社会动乱的威胁。章宗时期几乎没有政治性的社会动乱，“大定中乱民独多”的情况不再，与此有一定的关联性。尽管章宗采用诸多措施让华北百姓认同金朝的统治，且女真人在章宗时期汉化程度已相当高，但由于女真学校、女真进士科、猛安谋克制及其他将女真与其他民族划分的制度依然存在，因此女真人和华北汉人的互相影响虽深，彼此之间仍视对方为“他者”(The other)。族群之分既存，自然无法彻底融合，民族矛盾依然存在，故章宗虽然在相关文化政策上争取到不少汉人知识分子及地方豪强的认同，仍无法让所有的汉人认同金朝的统治，如金宋战争时的响应者及金末的动乱团体领袖杨安儿、李全、彭义彬皆是。且世宗大定以来，随着人口的增长，统治者又不因时制宜修正固有的土地政策，导致土地日渐难以分配，流民与游民逐日增加，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又身陷战争漩涡，到章宗过世前夕，签订嘉定和议，方告止歇。和议签订后不久，章宗过世，享年41岁。三年后蒙古南侵，金朝国势自此急转直下。

狮山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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