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CC封面人物：《吐槽大会》贺晓曦的商业江湖

《脱口秀大会》第二季第七期，梁海源讲述自己和程璐思文夫妇一起度蜜月的故事引发全场欢笑，终获当期“爆梗王”。

走下台的时候呼兰抱住他泣不成声。

“呼兰特别理解海源的那种战斗精神，海源个头小，普通话也不是很好，那次本来也不被看好，但他上演大逆转，成为当天爆梗王，我们都很感动。”

贺晓曦说，呼兰拥抱梁海源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觉得这些人身上散发着光芒。

贺晓曦是笑果文化CEO，是《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的操盘者。

他说自己在那一刻明白“原来喜剧不仅改变了观众，其实也改变了台上这些演员，某个瞬间观众会觉得你有魅力有才华，而观众的这种感觉会再次增加演员的自信，让他们愿意在这个舞台上施展才华，愿意被别人看见。”

脱口秀行业的这群年轻人正在因为这一方舞台而发生改变，包括贺晓曦自己。

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1998年，20岁的贺晓曦入职湖南电视台做实习生，那时距离他大学毕业还差一年，“对未来没有规划”，只因父亲看到报纸上有一个招聘广告，就让他去湖南电视台面试，进而入职工作。

“钱很少，但很累，不过觉得挺好玩儿，比别的工作要好。”贺晓曦说。

贺晓曦入职的是湖南文体频道，这是当年刚筹备建立的频道，今天的芒果超媒董事长张华立时任该频道的总监，他定下了“体育先导、娱乐先锋”的旗号，立志要做一个“内容永远要是新的,永远要出人意料,永远不能重复自己”的新锐频道。

这个频道从创建之初就被人贴上了“离经叛道”的标签，《南方人物周刊》描述了他们当时的选拔标准，“主持人不用北广毕业生，却可以接受任何专业出身，工作两年的电视人就能升任主管、制作经理。”

就是在这种氛围下贺晓曦入职该团队，同期入职的还有今天笑果文化的董事长叶烽。他此前做了四年外贸生意，1998年金融危机生意不好，就在家里看球，看到文体频道觉得还不错，就应聘加入。

他们被分入了体育组。

“40个人做体育，看美国的ESPN（时代华纳旗下有线体育频道）学习写作方法。”

1998年11月入职，培训了4-5个月就被“拉入那个楼里开始做直播演练”。

贺晓曦所说的“那个楼”就是今天闻名娱乐行业的湖南广电大厦，这个“h”型大楼当时很荒凉。“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就拿个盒饭蹲外头厅里吃。”

“那时虽然没有什么规划，但做事儿的方式激发了我，一件事情如果老师不给我做一定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然后我会想着怎么去学习，去竞争……这种模式给我们心里种下一个种子——要做就要做的跟别人不一样，如果和别人一样，就证明你不够好。”

这些“较劲”的想法推助了他们工作的热情，在拍摄自行车赛片段时，叶烽会跑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把机位摆低，拍摄车轮轧过路面的镜头，还会专门去特别高的地方调一个全景，让观众有“航拍的感觉”。

“现在想来，那些镜头其实毫无意义，那只是一场本地的自行车赛，可能都不会有观众看那条新闻，但当时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贺晓曦那时做“日播新闻”，全年无休，朝九晚九，工资为1200元。

李宇春改变了他

这种“酷”劲儿，给文体频道带来巨大的改变，2001年文体频道更名为娱乐频道，2004年推出歌手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该节目创造了中国电视界、音乐界的奇迹，在数年的选拔中不仅推出了一大批知名歌手、音乐人，还引发其他媒体效仿，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这给当时的贺晓曦带来极大的震撼。

那时候他在为娱乐频道一档资讯节目做制片人，而“超女”的操盘者都是他相熟的同事。

“《超女》监制廖珂是我看着他进频道的。”贺晓曦说，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超女》的制作，但目睹了这个节目走红的全过程。

在《超女》之前湖南电视台也有其他的选秀节目，例如龙丹妮同期做的《明星学院》选拔出刘雅瑟、张艺兴等艺人，节目做的也很成功。

“但2005年的《超级女声》和李宇春达到了一个我们从来不敢想象的高度和影响力。”

贺晓曦说，李宇春的出现改变了湖南卫视在大家心目中的认知，甚至改变了这个行业，他突然发现身边出现了“世界级的、现象级的艺人。”

“天娱的办公室就在我们隔壁，《超女》当时一次性签约几十个艺人，艺人比经纪人还多，我就觉得他们所有人都火了，疯了一样永远在外面飞来飞去，觉得全中国所有的活儿都来找他们做。”

这让贺晓曦第一次感慨“生意怎么可以这么大？”并且开始思考“内容背后的商业运转规律”，阅读彼得.德鲁克（现代管理学之父）的书籍。

从某种角度看，超女的兴起也促使贺晓曦离开湖南卫视。

“我们做体育没有找到适合的商业出口，3-5年后就遇到职业上的迷茫期，后来从体育到娱乐频道，还是觉得迷茫，不知道能做成什么东西。”

2006年，贺晓曦离开湖南卫视，北上京城，入职光线传媒负责娱乐内容制作。但这段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反而让他再一次陷入“内容商业价值”的深思中。

“在台里做内容的时候我们有种骄傲感，会以‘牛不牛、有没有灵气、好不好’来衡量作品的质量；但在一个社会型公司，衡量内容的标准只有‘播放量’，做内容的人需要按照甲方要求来设置内容，工作不开心，没有荣誉感。”

贺晓曦说，他当时的老板和他比喻说，“将内容理解成消费品，就可以了。”

这再次冲击了贺晓曦对内容行业的认知。

“我那时候就觉得，要让厉害的人去做厉害的东西，他们去产出最好的内容，然后我来负责实现商业化，这也是今天笑果文化要做的事情，我们希望艺人们不要有疑惑，可以跟着这个行业一起成长。”贺晓曦说。

婚礼上诞生的笑果

2014年，叶烽在上海举办婚礼，贺晓曦受邀参加。

这时候他已经从光线离职，在厦门做一个天猫女包品牌，“一年有3000多万销售额，厦门第一。”但随着红利期的消失，他也在寻找新赛道。

“我们发现一批原来切口很窄的内容公司正在快速做大，逻辑思维、暴走漫画等都是满足了用户某一个垂直领域的需求，然后滚雪球一样崛起。”

在叶烽婚礼上，他们聊起内容创业的话题，并认为《今晚80后脱口秀》很符合这个标准“深夜档节目人群细分，垂直领域便于切入，如果将粉丝沉淀下来就可以运营。”《80后》是东方卫视在2012年推出的文化脱口秀节目，当时叶烽是该节目导演。

婚礼上的谈话，让贺晓曦受到启发，随后他成立笑果文化正式进军脱口秀行业，签约了第一批编剧，观众熟知的思文、程璐都在此时被贺晓曦签入麾下。

“他们当时都是零散的兼职编剧，在《80后》领取稿费，和我们签约之后，就能以公司的形式来运作，相当于我们公司给《80后》提供编剧服务。”

但这个过程并不顺畅，当时的思文和程璐都在深圳，思文在一家国企上班，而程璐是一名口译，夫妻二人收入稳定，且已在深圳购房。

为了签下这对夫妻，李诞还飞到深圳游说，最终将二人迎来上海。

贺晓曦对李诞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奇怪的人。”

“他原本的黑头发突然有一天就变成红头发了，而且他还美甲，我当时心想这个人怎么回事儿？感觉很奇怪。”

这让贺晓曦很长时间都有一种“语言对不上”的感觉，他和叶烽畅想公司远景的时候，李诞都表现的“没那么兴奋”。

“李诞是一个趋于保守的人，他不大相信宏大目标，但在做具体事物的时候却很踏实。”

编剧充足后，笑果就不再限于给《80后》做外包服务了。

2015年8月，笑果开启了自己的线下演出。

第一场演出在中山公园旁边的一个酒吧举办，他们模仿小米制作了一张海报——“相信好玩儿的事物即将发生”，以“赠票”的方式来吸引观众到场，当天李诞等登台表演脱口秀，但到场人数并不多。

贺晓曦随后叫停了“赠票”行为，改成“20元一张票，可以获赠一杯酒。”这种基于“社会心理学”的改变稳定了到场率，现场观众打的分数和反馈也明显提高，这让笑果有了底气。

“我们开始讨论这种模式的终局，当时觉得到500人可能就卖不动票了，如果连500人都做不到，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正确商业行为，所以我们开始考虑做网络综艺。”

《吐槽大会》随后登上历史舞台。

吐槽大会

2017年1月8日，吐槽大会第一季在腾讯视频首播。

但很少人知道最初的《吐槽大会》面临着找不到合作平台的尴尬。

早期《吐槽大会》录制了一个样片，嘉宾是李诞、池子、王建国等，而主咖是他们熟悉的伙伴——《今晚80后脱口秀》主持人王自健，现场笑料不断，妙趣横生。

这个样品给大家带来了信心。

“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内容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好，另一个是特别好。”

他们拿着样片去找艺人谈录制，找平台谈合作。

艺人很乐于参加这种自黑型的吐槽，但平台则迟迟未能确定。

“我们是一个新节目，并且里面的元素、内容大家都不熟悉，平台方有自己的顾虑。”

关键时刻，王思聪推荐了腾讯视频。

“2016年5月30号我们见了王思聪，他6月1号就跟腾讯视频对接推荐，6月8号我们和腾讯视频在静安区的马勒别墅敲定了合作事宜，而那一天我们正在录制第一期节目。”

从2017年1月上线，到3月收官，《吐槽大会》第一季总播放量达到13.8亿，单期播放量最高破2亿。期间百度整体搜索指数达48.4万，平均值31.5万，百度风云榜连续9周保持前五，最高达到百度风云榜第一；在微博上，以“吐槽大会”为主话题的阅读量为11.3亿，并多次登上微博热门话题榜。

贺晓曦说，这些年，他经历过两次声名大爆发事件“一是《超级女声》，二是《吐槽大会》。”

随着《吐槽大会》的走红，笑果的内容矩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冒犯家族》等次第播出，包括李诞、池子、程璐、思文、王建国、梁海源在内的一众脱口秀演员、编剧走上前台，为观众所熟知。

与之对应的是笑果文化的收入和估值也迅速提升，其年收入很快“过亿”，而公司估值也在多轮的投资中水涨船高。

2019年4月，笑果文化完成B轮融资，双方虽未对外公布具体投资数字，但业内预估30亿元。这个凭借脱口秀为人们所熟知的公司，终于像贺晓曦和叶烽设想的那样，从一个“小切口”突破成为喜剧领域的爆款王。

现在笑果文化旗下的编剧、艺人达到了近百名，每周他们会固定时间在办公室举行“读稿会”，艺人们表演自己的段子，互相评审。

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过程，“这些人会当面骂你，说你写的跟屎一样。”最终留下来的内容可能是多个段子手的集合，比如“你写了15分钟最后留下3分钟，他写了10分钟最后留下7分钟。”

值得一提的是，王自健没有出现在编剧和艺人名单中，这个在《80后脱口秀》中做了几年主持的脱口秀艺人，选择离开这个行业，而近期，其参演的电视剧《安家》正在网络平台热播。

喜剧界的NBA

笑果文化的办公室位于南京西路一幢高楼的25层，此处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区之一，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可以俯瞰人民公园景色。

“这里什么都很好，只是不像是文创公司的工作场所。”

送我下楼时笑果文化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楼下的闸机需用工牌开启，保安下班后客人须工作人员护送才能走出闸机，而这意味着工作人员需乘电梯往返几十层高楼。

笑果的艺人和编剧们就在这样一幢很“严谨”的办公楼中创造各种轻松的笑料，这看上去有一种反差。

从某种角度看，这正是笑果在行业中的作用和意义。贺晓曦说，他希望笑果可以用喜剧来“破圈和连接一切。”

采访时正逢《吐槽大会》第四季热播，期间他们请了PDD作为主咖，这个电竞圈的红人在节目中表现突出。

“PDD上节目肯定会推动（喜剧）这个行业的发展，因为他破圈了。”贺晓曦说他们一直想做这种喜剧+其他行业的组合，此前做的音乐专场、国足专场也是出于这种思考。

“未来我们想做‘企业家’专场，罗永浩就是很合适的人选。”贺晓曦说，他们和罗永浩在微博上一直有互动，“但企业家讲脱口秀，顾虑可能更多。”

这种破圈和连接的定位为今天的笑果划分了基本的营收模式。

笑果当前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长视频内容客户”（大的B端客户）、整合营销（小的B端客户）和普通的C端用户。

长视频内容收益主要指笑果和各个视频平台合作中获得的内容制作费、广告分成、版权售卖等收益；整合营销指他们为某个企业定制的营销产品，如《滴滴版吐槽大会》等；2C则主要指线下演出、会员收入等等。

现在这三部分收入在笑果文化的比重为2：2：1，而2020年，贺晓曦希望将其调整成2：1：1——增加C端的收入。

贺晓曦经常用NBA来比喻笑果文化，就像NBA用篮球连接不同客户那样，笑果希望用喜剧来连接不同的人群。

“《吐槽大会》是灌篮大赛，《脱口秀大会》是一场篮球赛，篮球赛没有灌篮大赛好看，但只看灌篮是不会打篮球的，真正的粉丝还是会观看篮球赛。我们要做的就是运行好这样一套体系，让球赛持续下去并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贺晓曦说。

在《三声》主办的一场对话活动中，贺晓曦说，“卡姆和呼兰都不是李诞，但重点是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想成为他们，这是永续的过程。理解这个逻辑最好的方式是理解NBA，我们想不清楚的时候就看NBA的战略。”

2020年1月2日，NBA前总裁斯特恩去世，贺晓曦在微博上转发了这一信息，并写到“希望能做一个像他一样厉害的人。”

在湖南卫视做记者时，贺晓曦喜欢领导夸奖他是“有灵气的孩子，作品做的很牛。”那时候他是下场打球的选手，而现在他的目标是成为场外的操盘者。

1998年，20岁的贺晓曦入职湖南电视台，说“钱很少但很累，不过觉得挺好玩儿，比别的工作要好。”

2020年，42岁的贺晓曦选择用另一种方式面对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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