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张“四大寇”老照片，无意中叩响历史想象的扳机

很多人以为“四大寇”的称呼决定了孙中山革命的激进性，其实，所谓“四大寇”，很可能指的是《水浒传》里提到的宋朝皇帝的心头大患：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

曾园

孙中山年轻时，与朋友拍摄的一张“四大寇”照片因历史的偶然，被保留了下来。这张幸存下来的照片虽然被反复印刷，但命途多舛，先后经历了被涂改、被误解的奇特命运，原本偶然的意义被无限夸大，甚至被后世的书写者用来作为历史想象的发动机，通过看图说话，生发出许多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场面与激情。

造成这一切的误会，源于国民党政府对革命历史研究的随意性。历史学家高华发现，早在孙中山先生刚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以戴季陶为代表，就开始选择性地运用孙中山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这种解释是“粗糙、教条和僵硬的”。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在上世纪50年代后亲自出马，继续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作意识形态化的解释。至此，台湾学者对孙中山的研究充满禁忌，只能赞美，不能批评，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2004年，高华先生赴台参加孙中山先生思想学术研讨会，发现与会的多为鬓发斑白的中老年，青年学者很少，说明孙中山研究在台湾已后继乏人，高华认为，“这是对多年来的孙中山研究的教条化、官学化和垄断化的一个强烈反弹”。

李敖立场先行，写了一本观点偏颇的《孙中山研究》，因搜集了大量被压抑、遮蔽的历史细节而被人称道。但这本书流传的吊诡效果，则是从另一面丰富了孙中山的形象，催生了重新理解孙中山的模式诞生。

“四大寇”之一，尢列（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尢”、“尤”不统一）的曾孙媳曾家丽，2009年在香港大学提交了论文《尢列与辛亥革命》，前些天下载后读完，深感短短的一百年间，历史不仅未走远，相反，一些重要细节仍然蠢蠢欲动，等待准确的解读。

如高华先生所说，海峡两岸的孙中山研究正在趋同。同时，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美国学者史扶邻（HaroldZvi-Schifferin），以他们国际水准的专著提高了孙中山研究的水平，对我们了解“四大寇”的真面目有了极大帮助。在国内，《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 : 日本外务省档案》等一系列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出版后，更是将这段历史脱敏，孙中山的革命家身份与个性更加真实可信。

被涂改掉的“关医生”

据《尢列与辛亥革命》记载：

1888年10月10日，尢列到港告诉三位好朋友清政府可能要升调他往广东舆图局，到时更随时会被调往越南任中法定界委员。经商议后，尢列决定放弃个人升官，以反清为己任，提议联合宣誓，以表决心……跟着更前往雅丽氏医院三楼拍照留念，时尢列算最年长23岁、孙中山21岁、杨鹤龄20岁、陈少白19岁。

至于拍照事，应该是在当日下午四人跑往西医书院，遇上关景良（心焉）（1869-1945），他作为革命支持者，帮手找来屏风在医院三楼外廊拍摄。幸亏关景良当日在场，日后为拍此照的时与地留下重要证明。他于1938年（民国廿七年）送友人陈峰先生照片时清楚写下“时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摄于香港雅丽氏医院双十节日”。1936年尢列亦曾送此照给孙科（1891-1973）“哲生先生存念”，并亲笔书“清光绪十四年戊子九月初六日即距今四十八年前的1888年10月10日商议革命及组党事业摄于香港雅丽氏医院，民国廿五年9月20日尢列志”。

尢列的文字在后来被随意删去，照片上的五人有时被涂改成四人（原因可能极简单，无非是刊布者感觉“四大寇”图片中有五人“不妥”，因此涂掉）。

根据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余齐昭的研究，迟至1935年2月，尤列在他71虚岁生日时，在香港油麻地吴淞街大观酒楼举行的祝寿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此照片（即“四大寇”照片）系于距今48年前，即光绪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又即西历1888年10月10日摄于本港杨鹤龄之私寓。”

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一文记载：“此照关医生仅得一幅，仍有拍照时年月日记录于后，秘藏之箧中，数十年差已忘却。直至数年前始复发现，乃翻影多张分赠至好。其时尤列尚生存，适有南京之行，亦赠以一张，这一张革命史料最有价值，‘四大寇’照片遂得公之于众。”

此文传达了一个重要史实，即这张照片恰恰是由“四大寇”之外的关医生保存的，尢列拿去南京的那张也是借此“翻影”的。珍藏照片者反而被涂改，实在是不尊重历史的草率行为。因此，余齐昭先生才说，“对历史照片，随意增、删人物，甚至偷梁换柱的做法都是极不严肃的错误行为，应予杜绝”。

不过，《尢列与辛亥革命》描述此段历史的文字慷慨激烈，场面历历如画，但感觉有些过于生动了：“尢列负责起稿‘宣誓人（各人名字）等精诚宣誓，天地容鉴，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此誓。戊子年九月初六日’。由陈少白用黄纸书正之后，一齐穿上中式礼服，登上杨耀记天台，燃点香烛向天发誓后焚烧誓词。”不仅如此，此时还出现了一个旁观者，更巧的是活灵活现的对话被记录下来了，口吻犹如TVB连续剧：

杨鹤龄兄长……忍不住语带讽刺说：

“鹤龄！你哋‘四大寇’搞乜鬼？时时躲在这阁仔里说推翻满清，试问你哋几条细路有什么力量啊！万一被满清政府知道，你们就有性命危险了！真是少不懂事啊！”从此，杨耀记上下人等呼孙、尢、杨、陈为“四大寇”。

也许正是因为“四大寇”的图片说明及想象，孙中山的青少年形象被浇铸成了一个僵硬、粗糙而不真实的激进形象了。此外，除了望图生义，还有人望文生义。很多人以为“四大寇”的称呼决定了孙中山革命的激进性，其实，所谓“四大寇”，很可能指的是《水浒传》里提到的宋朝皇帝的心头大患：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这个称号里，重点在“四”，“大”既不准，“寇”的意义也没有后世所想象的大。史料表明，孙中山的阅读书籍中有《水浒传》，孙中山也喜欢用这类小说与普通人沟通。比如说，当他得知年轻人喜欢《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就说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刘备，走的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正道，必将获得胜利。他的这种宣传方法，常常被事实证明是奏效的。

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分析过那个时期的孙中山，认为他当时学医的决定表明他还不知道怎样使自己的职业与新的政治觉醒协调起来，当孙中山到香港雅丽氏医院附属医校学习后，他开始同几个友人高谈革命，号称“四大寇”。这就是孙中山自己说的，“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金冲及赞成美国学者史扶邻的看法：在这时，还不能“过分强调孙中山在密室中反对清王朝的激进情绪作为一个接受了几乎全部西方教育的人和一个现代医学潜在的先行者，孙中山所具备的条件使他将更多地求助于支持清王朝的改良主义者，而不是更多地求助于三合会”。

“性不羁，喜戏谑”的富家子

杨鹤龄

《尢列与辛亥革命》虽然是论文，但其中文字风格类似于家谱，光大门楣乃第一要义。比如说，“根据家族口述历史，尢列嗣子尢永昌（1886-1948）曾说尢列南洋足迹最远曾至中印边境不丹，几乎被招为驸马而被迫留下”。也许是真的，但可能性不大。

“民国成立历四分一世纪，两广仍不归附中央，他痛心国家未有统一，故重出江湖，致电各方呼吁和平，主张统一御侮。经各方努力，广东军阀陈济棠终于下野，广西之白崇禧（1893-1966）、李宗仁（1891-1969）尊重尢列之意见，归附中央，全国终告统一。”这几乎是将雄鸡报晓（我们假设真有这些通电）与旭日东升建立了因果关系。

李敖反对国民党，他在《李敖书信集》中，将尢列视为同党这一点值得注意：

……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历史纪录而已。我们在历史纪录之外，做的是在人心上扎根的长远工作，这种工作在国民党一切垄断之下，成效极不明显，但是做比不做好，还是要做。孙中山的老友“四大寇”之一尢列，在国民党革命“成功”后，早被出局，他在1936年才死，活了七十二。他死前穷困得只能把他的“反革命”思想自行油印出版，但他还是要说（不管有没有效果，还是要说)。

也就是说，尢列有可能在历史上并不像后代说的那么光鲜与顺利。

冯自由在《革命逸事》一书中的说法则是：孙、陈、尤、杨四人每日在杨耀记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时人咸以四大寇称之。

黄宇和在《三十岁之前的孙中山》一书中，对此曾警觉地设问：“为何杨鹤龄出生富裕家庭，却‘高谈造反覆满’？看来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像孙中山那样，对满清政权有切肤之痛的认识，也不是因为他像孙中山一样对广大受压迫的人民有深切的同情，而只是因为他为人‘性不羁，喜戏谑’而已。黄宇和援引翠亨村的同村人士回忆说：“关于杨鹤龄的生平，第一是粗口，待客人极端无礼，迎客不穿面衣的，只坐在家中，开口第二句就‘丢那妈’地骂人，使人见了害怕。”

所以，到了真正采取行动来推翻满清—1895年广州起义—的时候，杨鹤龄就拒绝参与了。《革命逸事》对此时的情景描述则是“独鹤龄蜷伏澳门，无所表见”。

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对杨鹤龄等“四大寇”礼遇有加，唯杨鹤龄要求的却是实际官职，他的说法是：“始谋于我，而收效岂可无我乎？”他可能觉得自己曾经参与的“谋”很有用，其实真正的革命，计划不知道改了千百遍，与最初年轻人的“纵横捭阖”差距不啻千万里。孙中山回信说：“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彼能升官发财者，悉属伪革命党，此又何足为怪。现无事可办，无所用于长才。”

孙中山回信后又觉得于心不忍，于是在1921年5月5日，将杨鹤龄、尢列与陈少白聘请为总统府顾问，在总统府旁的越秀山南麓修葺“文澜阁”让他们居住，此举纯粹是为了叙旧，而不是杨鹤龄自吹自擂所说的孙中山经常有疑难要请教他。孙中山经过无数次革命的磨练，多次失败，甚至数次胜利在望但装载枪械的船只能漂在海上，最后不是临时回日本，就是无法靠岸……昔日夸夸其谈的杨鹤龄，仍然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中。不久，孙中山即将出征，顾问杨鹤龄再次逃回澳门。两年后，杨鹤龄又来求职，孙中山让他留在澳门，担任无经费的港澳特务调查员。

由此可以看出，距离革命最远的从来就是浪漫和想象。大量书写“四大寇”从畅谈革命到实施革命，最后保持终身友谊的想象性著作，完全抹杀了孙中山革命的艰辛和与革命同志相处的艰难、琐碎与烦恼。

难堪的《十月围城》

“四大寇”中，陈少白一直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他的《兴中会革命别录》中说：“实则纵谈之四大寇，固非尽从事于真正之革命也。而乙未年广州之役，杨与尤皆不与焉。”不仅杨鹤龄没参加起义，富家子尢列也没有参加。

那么，“四大寇”的名称是谁叫起来的？陈少白不想夸大历史，坦率地写道，只是店里的伙计这么叫，他们四人承认而已。

1895年，孙中山与陈少白等在广州密谋起义，尤列不敢参与。但对孙中山在广州设农学会感兴趣，跑到广州，陈少白回忆尢列此时“以创办织布局相号召，每出入必肩舆，假厨役为长随，以从其后，其放诞多若此。乙未事败，始知可危，亦出亡”。

此后，陈少白回忆如下：“尤性本懒而颇多嗜好，行医每有所入，即入西菜馆大嚼一顿，或寄宿西式旅馆一宵，以为无上之享受。及资将罄，则以其余购阿芙蓉若干，面包若干，携归，穷日夜之力以尽其阿芙蓉，觉饿，则啮面包以充饥。及两者皆尽，则拥衿僵卧，经日不起，必俟有来就诊者，始起床。所得医金，用途仍如上述。”阿芙蓉即鸦片。

冯自由《革命逸事》记载，“辛丑后尤至南洋，初在新加坡牛车水单边街悬壶问世……尤志在运动工界，恒于烟馆赌徒中宣传革命排满，遂亦渐浸染阿芙蓉癖，久之，每有所得，辄购阿芙蓉膏若干，烧肉面包各若干，归寓闭门停业高卧不起，必俟黑白二米（时人称鸦片曰黑米）俱尽，然后重理旧业。”

1913年，陈少白说，“二次革命起，尤往沪，扬言能解散革命党。袁世凯信之，罗致北京，斥数千金为之供张，声势显赫。后悉其伪，讽使之去。自此不敢复见孙先生。”

冯自由的回忆与此类似，差别很小。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四大寇”的事情虽然经常被提起，也只占很少部分，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昔日的僵化宣传无视历史，回避真实，只顾一味美化“四大寇”的形象。伟人什么都要伟大，当这一思路统御孙中山历史的写作之后，对一切不堪、难堪、琐碎、无趣的事情，要么回避，要么乔装打扮，让革命故事充满了惊险桥段与温馨感人的对话，表面上想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但结果一定是事与愿违，因为很简单，过度的粉饰让故事不可信。

《十月围城》就是个难堪的例子。故事的确精彩，但历史学家张鸣说过，历史上的清廷是比较弱势和胆小的政府，没有系统地组织过对孙中山的刺杀活动，而且在香港这块英国人管辖的土地上，更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追杀孙中山几条街。相反，倒是革命党常常暗杀清政府官员。这样的电影再好，起到的教育作用其实很有限，甚至有时会起到反作用。历史的研究，应从真实出发。（时代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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