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从大正民主到军国主义

在战后的日本社会改造工程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其一来自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日本官僚体系，他们认为，日本在三十年代从大正民主转向军国主义，是军部把持朝纲，使政策偏离明治以来制定的国家原则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回归明治维新和大正民主时代的精神，维持1889年制定的明治宪法，维护天皇的神权地位，可以将日本拨回民主政治的轨道，告别专制与极权。

另一种观点来自美国人，他们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根源隐藏于其历史与传统之中，明治与大正时期的发展为军国主义提供了营养。因此，在麦克阿瑟领导制定的日本战后改革计划中，主张彻底修改宪法，改变天皇地位，并着重强调了3D原则——即非武装化（Demilitarization）、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一系列举措旨在从军事、政治、思想和经济上彻底铲除日本社会中的军国主义影响，促使其成为和平国家。

资料图：麦克阿瑟与吉田茂。

事实证明，在美国主导下的日本战后改革是成功的。

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经历的一切，并非是偏离既定轨道那么简单。在进行侵略战争之前，日本的对外扩张行动已经持续了很久。我们能够从历史中看到，从大正民主到军国主义，看似国家政策的急转，实际上是沿着一条清晰的脉络、以合理的逻辑演变下来的。

大正民主——民主外衣下的专制体制

1912年，终结了幕府时代、开创了明治维新的明治天皇去世，他唯一成年的皇子嘉仁即位，成为日本历史上第123位天皇，即大正天皇。虽然这位有着精神疾病的天皇在漫长的明治（44年）与昭和（63年）之间，仅仅短暂地统治了日本十四年的时间，但是在这十四年里，日本的国际地位稳步提升，国内政治建设卓有成效，史称“大正民主”时期。

1920年代，经过两次护宪运动以及普遍选举权的确立，至原敬内阁组建，政党政治家对明治时期的寡头元老取得胜利，政党政治成为主流，这是大正时期在政治建设方面取得的最主要成绩。

但大正民主归根到底是蹩脚的民主，它有一个民主体制的外壳，而其核心，仍然无法从法理上避免专制的侵害。这种民主外衣下的专制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笼罩在官僚体系之上的至高皇权；另一方面，则是不完全受文官政府控制的，处于独立状态的军部。

按照日本思想家吉野造作的观点，民主应该包括三个要素——政党政治、普遍选举和对特权的限制。而在限制特权这一方面，直到二战结束之前，日本在其政体格局之内并未真正实现。

皇权依旧

在1945年后，美国人认识到天皇的存在在维持日本社会的团结稳定，尤其是维持一个有良好合作意愿的官僚体制方面的显著作用，因此决定保留天皇制，并不追究天皇本人所负有的战争责任。但由于天皇制度显而易见的专制主义色彩，美国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

这种改革所对应的事实，是从明治时代一路走来，直到昭和初期，日本都无法依靠自身力量真正意义上完成君主立宪体制的建设。究其根源，在于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包含明显的日本特色，即在鲜明的民主主义要素基础之上，保留了超越法律地位的天皇权力。

在1889年宪法中，对天皇超然地位的规定：

第一条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第二条 皇位，依皇宗典范之规定，由皇族男系子孙继承之。

第三条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第四条 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

第五条 天皇依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

第六条 天皇批准法律，命其公布及执行。

第七条 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其开会、闭会、停会及日本众议院之解散，皆以天皇之命行之。

第八条 天皇为保持公共之安全或避免灾厄，依紧急之需要，于帝国议会闭会期间，可发布代法律之敕令。

而对比战后的和平宪法对天皇地位的规定，可见真正的君主立宪制下，皇权应具备象征意义，而不是实际权力：

第一条 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

第二条 皇位世袭，根据国会议决的皇室典范的规定继承之。

第三条 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

第四条 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天皇可根据法律规定，对其国事行为进行委任。

资料图：明治天皇。

资料图：大正天皇。

资料图：昭和天皇。

资料图：明仁天皇。

1889年宪法框架下的超然的天皇权威，是与民主制度不相融的存在，它压抑了正常的民主政治建设。明治宪法提出的“主权在君”思想体系，将国民权利的来源归结于天皇的恩赐，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效忠意识。因此，日本在二十世纪初期并没有成功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度，而是以一种半民主、半专制的形式跛足前进。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政党内阁并未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手段，反而深陷政治斗争与贪腐丑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只对天皇负责，事实上处于独立地位的军部利用民众对政党政治的绝望情绪，煽动了“清君侧”的政变，推翻了民主政治，最终令大正民主偃旗息鼓。

政党政治的衰退与军队势力的膨胀

1930年代后军部独大局面的根源在于明治宪法的致命缺陷。由于明治宪法“天皇统率陆海军”“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等条款的存在，日本军队的统帅名义上仍在天皇手中，这就使文官体制无法对军队加以有效控制。军队内部的野心家利用体制的便利大行阴谋政治，逐渐将初步成型的民主政体推翻，使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不归之路。

整个三十年代，日本军部从隐藏在幕后进行阴谋政治，通过一系列事件逐渐走到台前。

1930年夏，樱花会成立。樱花会是桥本欣五郎大佐建立的社团组织，由百余名平民和年轻军官组成，它的宗旨，在于——

审视当前社会形势，我们发现高层领导人道德败坏，政党贪污腐化……统治者为了博取外国势力的欢心，置国家的长远利益于不顾，对向外扩张毫无兴趣……人民渴望一个真正基于民众利益，以天皇为中心，强有力的廉洁政府的出现……我们将为了改造统治机构，扩充国家实力而奋斗终生！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樱花会在国内策划了一系列武装夺权行动，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日本政坛已经由于军事极端势力的介入而陷入了恐怖主义的深渊。

1931年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关东军在石原莞尔的带领下“独走”，悍然发动了对华侵略，震惊了日本朝野。在随后几天里，石原莞尔全然不顾日本内阁“不允许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明确指示，进一步侵占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

资料图：石原莞尔被称为“挑起战争的人”。

9月24日，时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郎召开内阁会议，批准了关东军对吉林的占领行动。同时日本外务省起草了一份政府公报，以保护满洲日本侨民的合法利益为借口，向世界解释关东军的行动。日本政府在这份公报中提到，准备同中国政府合作，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造成灾难性后果。但事实上，日本政界对军界毫无控制能力，关东军继续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行动。1931年12月若槻礼次郎辞职，1932年3月1日，以溥仪为行政长官的伪满洲国正式成立（题图为溥仪“登基”仪式）。

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为大大助涨了日本国内极端势力的气焰。在樱花会被解散之后另一个激进组织“血盟团”成立。1932年2月9日，血盟团刺杀了前大藏大臣，3月，枪杀了三井实业会社的一位经理。1932年5月15日， 五一五恐怖事件爆发，一群年轻的海军军人袭击了首相府，杀害了时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并向首都警察署、日本国家银行以及政友会总部投掷了手榴弹。

资料图：犬养毅是孙中山的密友，日本护宪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犬养毅首相被刺让日本的政党政治一落千丈，军队和平民官员逐渐占据了政府要职。在1932年至1940年的八届内阁中，没有一位政党政治家出任首相职务，而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财相出席的五相会议，也没有任何一名政党政治家可以参加。

1936年2月26日，日本最精锐的陆军第一师团的21名下级军官带领1400余名士兵举行兵变，试图推翻政府。最终，在兵变被平息之前，他们杀死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斋藤实以及军事教育总监。二二六事件的参与者声称，他们行动的目的是——

仅仅为了唤醒日本民众，成就一次昭和复兴。

二二六事件之后，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广田弘毅出任代理首相，日本政界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军部的战争行为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绵延八年之久的中日战争打响。1940年8月15日，日本主要政党均自行解散，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成立，日本正式进入军事独裁统治时期。

裹挟了民意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1920年代政党政治的崛起和军队的收缩与1930年代军部独大和对外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何军部能够在三十年代推翻民主体制，但在二十年代却不行呢？这其中的核心在于民意的转变。一战结束之后，和平主义和裁军是世界的主流。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前提下，日本国内的民主主义思潮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力量短暂退却。

1929年10月，美国股市突然暴跌，拉开了“大萧条”时代的序幕。在三十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1929-1930年间，日本的出口额下降了一半，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8%，企业和设备投资下降了三分之一，上百万人失业，大量企业破产。日本农业整体收入指数由1926年的100下降到1931年的33，而发生在1931年和1934年的粮食歉收更让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面临经济困境造成的社会危机，以及在与中国和朝鲜发生冲突、与欧美列强进行利益争夺时，军部势力终于得到了卷土重来的机会。它利用了民众对官僚体制的不满情绪，在大众媒体的爱国主义宣传下，成功煽动了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和效忠天皇的传统把控了政局，并逐渐将东亚地区推进战争的深渊。

事实上，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很少能够截然地区分开来，在单一民族的日本这种情况尤甚。从战后修宪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人民对和平自由和社会民主的期盼并不少于任何国家的人民。但是在军部逐渐控制日本政治的那个年代，这些在战后很快表现出强烈民主自由意愿的国民，却以同样的决心支持着日本的对外侵略与扩张。

日本人的生活在经济危机中受到了影响，海外掠夺带来了实质的资源，缓解了生活的压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尽管以若槻礼次郎首相为首的官僚集团对关东军的擅自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但日本民众却对战争表示了强烈的支持。政治家无法改变民意，更无法控制军队。至1936年末，伪满洲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煤炭、生铁和大豆产地。

更重要的是，在民族主义情绪充斥着社会思潮的年月，支持军方的行动代表着一种不可辨驳的政治正确。因此，虽然一直以来日本社会不乏有更为冷静的形势判断，但却无法在汹涌的民意与军队的枪杆面前有效地发声。

资料图：在战争中为父母祈祷的日本儿童。

在国会中仍然把持着大量席位的政党政治家们，曾经在大正时期力主执行削减军备的行动，也曾在二十年代尖锐批评了田中义一的对华侵略行为，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却再也无法对拥有强大民意基础的军事侵略行为形成有效的牵制，此时的国会无法影响政治局势，彻底成为了摆设。为了政治生涯（也为了活命），政治家们默认了伪满洲国的现实，也为大幅攀升的军费亮了绿灯，他们在时代面前低下了头，接受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的政治观点。这种政治观点以带领日本进入一个作为东亚领袖而存在的新时代为旗号，实际上将日本从世界文明的中心自我隔绝起来，最终走上了一条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

军国主义的基石正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它裹挟了民意，是军部能够得以对抗民主体制的保障。政党政治从大正民主时期一路走来，终于在拥有强大民意基础的军部的擅自行动面前败下阵来。

社会的保守化加剧

社会的保守化趋势是民族主义泛滥的后果。

一方面，这种趋势明显地收紧了舆论，大众媒体不再是公共辩论的平台，转而成为军国主义的传声筒，在为战争行为烘托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气氛之下，自由思想受到迫害，国家机器并大肆压制言论自由，敌视不同政见。

另一方面，在面对侵略行动的合法性问题时，军国主义理论家们从日本的历史传统中为战争行为辩护。

对自由言论的压制

在面对汹涌澎湃的爱国主义热潮时，持不同政见者发表意见的空间显著萎缩了。媒体美化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用大量的篇幅报道前线的“战斗英雄”和国内的军人家属，将侵略行为塑造为一种保护本国利益的正当行为。民族主义者鼓吹“日本主义”，以神圣的“国体论”来抵制西方化的步伐。

1929年，日本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佐野学被捕。1933年6月他宣布放弃信仰，并未日军在满洲的行动辩护。1933年1月12日，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被捕入狱。1933年2月20日，著名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捕，并于当日死于严刑拷打。1935年4月9日，由于宣传天皇“机构论”，著名宪法学学者美浓部达吉的主要著作被宫内厅封杀，同年9月18日，他被迫辞去贵族院职位。

到三十年代末，日本警察总共以“思想犯罪”为由逮捕2000余人。

在历史与传统中寻找合法性

1940年，日本已经在中日战争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面对无法取得胜利的战争形势，以及美英等国持续不断而且逐渐加深的谴责与制裁，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称，要找到解决这一无休无止的极度痛苦局面的方案——将军队撤出中国，转战东南亚。1940年7月23日，就在他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第二天的广播演讲中，近卫文麿向日本人民强调要走在世界变革的最前沿，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加强与伪满洲国和中国的合作，同时向南太平洋挺近。8月1日，在近卫内阁中担任外务大臣的松冈洋右提出，日本负担着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崇高使命。这个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名词被正式提出。

近卫文麿和松冈洋右宣称，向南太平洋和东南亚进军的行动将会按照“八纮一宇”的崇高榜样“和平”实现。八纮一宇的本意是“八个绳子和一个屋顶”，它是指在《日本书纪》中记载的第一任神武天皇将统治扩展到整个日本列岛的故事，原本表达的是一种天下一家的情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相信，就像当初天皇将福祉播撒到日本每个角落一样，今天他们的军事行动会将亚洲国家从西方世界的殖民体系中拯救出来，带来自由与解放。

这些充斥着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是对自我的麻醉与对世人的欺骗。这种在历史的传统里为不义之行寻找借口和依据的做法，只不过是一个极权政府为其政策合法性所编造出的谎言罢了。

资料图：八纮一宇塔，由日军从占领国征集的材料建成，战后被改名为“平和之塔”。

早在十九世纪中期，日本就以最开放的姿态走在亚洲国家政治改革的前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日本从幕府时代的积弱岛国，成功完成“脱亚入欧”的壮举，位列资本主义强国之一。但在1930年代这个风起云涌的时期，整个日本国被军部挟持，自绝于世界文明，悍然发动对华侵略。1933年，在国联通过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之后，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一种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控制了日本人，他们相信，如果不能拥有亚洲的霸权，日本将无法立足于世界。

历史见证了军国主义的失败和威尔逊主义的胜利。在二战之后，日本在美国的干涉下修改了宪法，重构了政治体制，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经济停滞、社会老龄化等内政困境之后，今天的日本仍然以稳定、繁荣和文明不断赢得世人的尊重。

但是，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战争惨剧仍然不断地提醒着我们，燃烧在人们心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对自由思想和言论的压制、保守化的政治局势能够对将一个社会拖向何种的深渊。

愿历史的悲剧能够永远警示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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