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荐：重建文字的地位（3）

重建文字的地位（3）

周彦

（十四年前有感于文字和图像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也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反精神性的“去智主义”自玩世主义艺术彻底沉沦为媚俗时居然成为时尚，“深刻”成为用来调侃的脏词！这种自愚如果只是几个不读书的“艺术家”的个人爱好的话，也许还不足虑，但是当一代人都跟着大脸傻乐并且享受愚昧的时候，我出离愤怒了，于是写下这篇“重建文字的地位”的文字，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至少让愚民们多一个选择。悲哀的是，这篇文字今天仍然没有过时。——2020年记 ）

文字和图像发生直接的显性的联系是从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出现开始的。如果说艺术家更多的是通过直觉或顿悟的方式敏感于时代，把握着精神，以图像来传达这种感悟，批评家和美术史家则主要以清醒的理论构架和省思去思考艺术，以文字描述艺术，解释艺术。当批评家以操作展览并跻身市场来代替其批评的主要职责时，他一方面模糊了自己的身份（行政人员或管理者而不是文本写作者或话语陈述者），另一方面则可能成为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因而失去批评家的中立和公正。结果只能是文字成为图像的奴隶，批评家成为艺术家的附庸，敏感于文化的脉动﹑总结倾向性的发展﹑矫正或引领艺术的走向便成为一句空话。而且最起码，没有批评家将艺术对象和背后的意涵逻辑化，将其与其它共时的艺术对象的关系系统化，最后纳入一个历史上下文的框架内，以文本的方式实现而为研究者们及后来者捧读，所谓当代艺术就仍然只能是“碎片”﹑“片断”﹑“表皮”﹑“瞬间”，如流星般耀眼，却瞬间消逝于无形，文化的积累又从何谈起？我很怀疑，一年做十几个展览，或者忙于“赶场”、“坐台”者，还有多少时间坐下来思考和写批评文章？权且设定一个最低的量化标准：如果一年不在书房里累计坐上半年或更长，我觉得很难真正写出有分量对得起读者和艺术家的文字来，阅读﹑观察﹑思考﹑讨论﹑写作﹑修改，都是旷日费时的精神劳作，专业策划人和职业现场批评家（权且造这么一个词描述成天赶场只动嘴不动笔或只写百字展览前言的“批评家”）没有时间恐怕也缺乏耐心和智慧去做。

图一 “真与假”之一，之二，图，赵汀阳；文，王鲁炎。丝网印，70 x 50厘米/张，2006年。

图二 “真与假”之三， 之四，图，赵汀阳；文，王鲁炎。丝网印，70 x 50厘米/张，2006年。

说到智慧，因为这是牵涉到重建文字在当代艺术的地位的话题，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智慧”乃人与一般动物相区别的基本特征，想必没有人会反对，但是智慧的呈现不一定以枯燥乏味的方式，也不一定就是非苦行僧不能为的活动。我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看到黄专策划的以“智力”为主题的“柏拉图和它的七种精灵”展览，就发现参展者可以很快乐地玩他们的智慧游戏，哲学和艺术的互动甚至联姻完全可以以“幽默”这种轻松的中介实现。赵汀阳和王鲁炎就玩了一个创意十足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的游戏：前者是职业文字写作者，后者是专业图像制作者，在展览中他们进行角色互换，王鲁炎“以貌似‘哲学家’的语言特征，撰写一段……有关真与假的文字，”赵汀阳则“以‘艺术家’的身份证对王鲁炎的‘哲学’文字进行绘画创作，”他们“试图通过这种与智力相关的独特合作方式，在本展柏拉图的哲学语境中，实现哲学家与艺术家身份的‘真’与‘假’互换。” 这个游戏的有意思之处不仅在于二者的身份互换几乎到了“弄假成真”的地步（见图一，图二），呼应了赵汀阳提出的“文化（包括哲学﹑人文﹑社会﹑艺术﹑政治和伦理）都是弄假成真”的观念，而且使人对文字和图像的关系的理解有了新的视角：文字通常是用来解释图像，而在这里图像被“赤裸裸”地用来“解释”文字。这件作品的“双重角色互换”不仅揭示了个人文化身份日渐模糊的现实，也提示了

文字和图像之间的边界的不确定性。不过问题是，身份的模糊在这里只是以“客串”的方式呈现，而文字的精神性思维性本质并不会由不确定的边界而改变。

图三 莫鸿勋，“中国泛民之一”，布面丙烯油画120 x 120厘米，2006年。

图四 莫鸿勋，“中国泛民之二”，布面丙烯油画，120 x 120厘米，2006年。

图五 莫鸿勋，“中国泛民之三”，布面丙烯油画，120 x 120厘米，2006年。

有些图像的制造者们是一群“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我以往常常听人说“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Do you know what you’re doing?）或者说“他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He knows what he’s doing.），这种问句或陈述在我听起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一个人难道还有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吗？一个人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还用得着表扬吗？可是，在做着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大有人在，比如说有人画表现主义的画，却并不清楚表现的是什么，或者以宣泄的私密性掩盖这种“不知所云”的状态。且不说人类的情绪表达有着共通之处，科学对情绪也有着可以进行逻辑追踪的方法，否则他人就无法感受和接收其情绪里传达的信息。我在今夏湖南长沙的一个题为“出湖 •入湘”的展览中见到艺术家莫鸿勋的一组油画，深感表现主义不仅可以表达私密的情感，更可以传达一种集体的愤怒，而且在我看来后者似乎才真正的发挥了表现主义潜在的巨大冲击力（见图三，图四，图五）。这一组题为“中国泛民”的方形构图系列油画，以“肖像”形式描绘了三位上访者，这种在现实里几近司空见惯而人们对之已近乎麻木的人物被以极其粗狂的笔触“写”出，让我们不可拒绝地感受到内中情绪的激烈。以绷带包扎的头部和面颊，表明上访者遭受过殴打，被扭曲的面部，尤其是已经变形的双眼，凸显这种外力对其身体的摧残已到了极其残酷惨烈的地步。如果说二十五年前罗中立的“父亲”还只是曲折地表达了社会和体制对下层民众的长期凌虐的话，“中国泛民” 则直截了当地展示了二十多年之后的社会和体制对草根阶层仍在进行的极其非人性的施虐。权力体现的暴力还在那几个触目惊心的大红印章中表现出来，“遣返原籍”﹑“XX省XX县XX乡XX村”的大字印章粗暴地盖在上访者的脸上，似乎还嫌不够，大印下还潦草地加上“越级上访，后果自负”的警告语。凌乱的头发，被打得移位变形的五官，浮肿的额头﹑双颊﹑下巴，以对比强烈的色彩和宽大的笔触表现出来，充塞画面的构图让人感觉人物有“夺框而出”的力度，而粗狂笔触下透出的人物的惊慌和无力又使得整个系列充满两种力量对抗的张力。设想一下，如果这组作品用表现以外的方法画，效果远不会有现在的力度，因为写实的甚至超级写实的手法都不如“表现”能在刻画肉体创伤时如此深刻的传达出人物的心理创伤，那些粗放的笔触与其说是被摧残过的肉体的写照，不如说是摧残者的无情耳光或棍棒抽打的印记。这个系列扭转了我对表现主义的一种认识偏差：一直以来我以为表现主义不过是个人化情感的小资性宣泄手段而已，八十年代马路和孟禄丁以来的新表现现在看来还是非常儒雅的“泄私愤”。在莫鸿勋那里，我看到了表现主义的控诉和抗议的力量，和它背后艺术家对社会不公的思考和愤懑，图像的力量来自对体制的批判。

图六 汪静，“蚀—No.2”，布面油画，100 x 80厘米，2006年。

图七 汪静，“蚀--No.4”，布面油画，130 x 86 厘米，2006年。

图八 汪静，“蚀--No.4”，布面油画，100 x 80厘米， 2006年。

批判的指向不仅是当代，也应该包括传统。在当今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中寻找文化资源时，不加区分甚至肆意放大其非人性非道德成分者随处可见。古代的《兵法》被用来作为当今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利器，西门庆和潘金莲如今成了将奸夫淫妇除罪化﹑合理化的牌坊。对于这种举国沦丧的现实，我们的一些批评家和艺术家不但视若无睹，有的还助纣为虐，沆瀣一气，“社会良知”﹑“公众良心”的天职被抛到了太平洋！反而是一些年轻艺术家本着个人的敏感和直觉在对传统中的负面成分进行着厘清和针砭的工作。我在四川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二年级自发举办的年度展览《八路》中看到汪静的“蚀”系列时，眼睛为之一亮（见图六﹑图七﹑图八）。画面是看上去非常简单的“现代静物”——一只硕大充塞画面的的鸭梨（图六是从底部看的效果），没有背景，没有投影，因而也没有重力的“羁绊”。仔细看才能发现梨子身上都有勾线的“春宫画”，而梨子本身因为在“画静物”的过程中开始腐败，逐渐出现黑斑，而且有扩大连成一片的趋势。有的看上去像是烧出的效果其实是汪静一笔笔“写生”画出来的。这种以自然物腐败暗示文化腐败的象征手法，在汪静的画里是以微妙而不着痕迹的方式传达出来的。静物的去空间和扁平化的处理似乎将以“春宫画”代表的那种文人的猥琐和萎靡从历史的深处推到了现实的表层，图像的批判在这里是基于自然的规律和法则，从斑驳走向糜烂却暗示了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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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文字是精神的载体。没有图像的文字可以独立存在，没有文字的图像则容易流于装饰。重建文字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不是要而且也不可能代替或抹煞图像的功能，而是要为图像注入精神，注入思想，重拾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的文化批判本质，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中实现现代中国最需要的文化积累。大众文化需要的是吸引眼球的视觉大餐，精英艺术如今独缺的却是刺激大脑皮层的精神飨宴。沉沦一旦成为流行，天道便可能被挤到边缘。重建文字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重建现代人的精神乐园，此当其时。

2006年9月

（完）

展览“柏拉图和它的七种精灵”图录，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2006， 109页。王鲁炎的原文是，“把假的做成真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我认为，如果由假变真的“假”是真假，那么由假变真的“真”就是假真，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假的变成真的”时，也可以理解为把“真的变成假的”。把一个“真的假”改变成“假的真”改变的并不是“真”与“假”的本质，而是判断“真”与“假”的立场，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绝对意义的“真”与“假”。“真”与“假”是不确定和意义相互转换的。“真”在同一时刻既是“真”又是“假”，“假”在同一时刻既是“假”又是“真”。因此，由“假”变“真”，或由“真”变“假”不过是我们对“真”与“假”的个人判断和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说，“真”与“假”是一种因人而异的存在，是由不同真假标准决定的存在，是诱使我们错误选择和判断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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