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揭秘：一个卧底，一个被处死的“西方间谍”

维托尔德·皮莱茨基（1901—1948），波兰军官。1940年9月，身为波兰抵抗组织成员的他，自愿“被捕”，被送进奥斯维辛。

他在里面成立秘密组织，向外传递信息。1943年出逃后，他将自己的经历整理成报告，上交给位于英国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二战结束后，他被波兰共产党以“西方间谍”的名义处死，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获平反。

世界上可被称为“地狱”的地方屈指可数，奥斯维辛是一个。提起奥斯维辛，大家会想起纳粹德国的种族清洗暴行，但在演变为“屠宰场”前，奥斯维辛只是一个羁押波兰政治犯的场所。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战俘他们直接被送往火葬场

1941年6月，德国与布尔什维克（指苏联）的战争爆发，除了让我们长久期待的心情获得满足，这事对集中营似乎没带来多少改变。

直到1941年8月，这场新战争才影响到我们，与其他事情一样，它带来的是恐怖的回音。

第一批布尔什维克战俘被带进集中营。大约有七百人被关进第13 区的一个房间。房间里人挤人，连坐的空间都没有，然后房间被封起来（我们当时还没有毒气室）。

同一天晚上，一群德国士兵在一名军官率领下抵达营区。他们戴上防毒面具，然后丢一些毒气罐在房里，并且观察结果。

担任护士的同志第二天去清理尸体，他们说那是一幅恐怖的景象：人紧紧堆在一起，即使死亡，尸体也未倒下，有些是挂着或彼此倚着。他们的手臂交缠，很难将尸体分开。从他们的制服，以及施放毒气时的队形来判断，这些人一定是布尔什维克的高级军官。

这是第一次，集中营开始施放氰化氢这种毒气。

然后到9月，有些木匠（包括我）搬到第12区，10月又搬到第25区。11月的一天，我在早点名前走到营区前面，刮面的冷风加上雨雪，令人很不舒服，此时我看见惊人的景象。

双重铁丝网围墙的另一边，距离约200步，有一群完全赤裸的人排成“百人队”的队形。同样是二十人一排，共分五排，德国士兵用枪托催促着他们快快排好。

我数出有8个“百人队”，但队伍前头已经挤进建筑物的门口，也许有数百人已经进到建筑物里，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战俘。

他们进去的建筑物是火葬场。我日后得知，这里超过一千人。

当时我以为是在发内衣和衣物给战俘，只是搞不懂为什么要在火葬场，以及为什么要利用火葬场里宝贵的工作时间来发放这些物品。我们的同志一天三班24小时不断在火葬场工作，已经赶不上囚犯死亡的速度。

原来，直接将他们带到那里，目的是节省时间。大门关上，从上方丢进一到两个毒气罐，然后将扭曲的尸体快速丢进已经烧热的火炉里。

直接把他们送去火葬场，只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那就是奥斯维辛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战俘，因此上级下令尽快将这些人解决掉。

我们日后发现，德国监督员与党卫军以快速有效率的方式杀死这些战俘。1941年年底，他们带了11400名战俘入营，但一个冬天过后，人已经被杀光了。

这张奥斯威辛博物馆的囚犯身份照片，被摄者是波兰的14岁女孩蔡斯拉瓦·科沃卡。1942年12月她和母亲一起被送进集中营，均在不到三个月内死亡

在战俘出现前，奥斯维辛原本最喜欢消灭的是知识分子。因为集中营当局接到的指令就是如此。

一个被押进来的知识分子，如果无法进入集中营的知识分子储藏库（如工地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医院、囚犯个人财物储藏室与衣物储藏室），那么他就死定了，因为他在这里没有用处。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较为柔弱，他们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也吃不惯过期的食物。他们很难恢复体力，通常是死在医院，或者是被送到休养区。数百名行将就木之人可以获得营方的怜悯，不用做事，只需整天排成一列站在走廊上。不过这些人光站就能把他们站死。

在奥斯维辛，只有极少数人获得释放。这些人通常是从华沙街头搜捕来的，他们并未滋事。他们多半由家人赎回，或是透过各种中间人交涉，有时还会与敲诈者发生冲突。有的透过家人动用外国领事馆的人脉，有的甚至能找上盖世太保帮忙。

1940年秋，大约有七八十名华沙人获释。1941年，释放的人数非常少，秋天前总共只有数十人。直到秋天，大约有二百人被送到“自由”区，这些人在释放前必须先“隔离”。

他们会吃到比较好的食物，好让外表好看一点。那些带伤的人，则会先待在医院等伤好再说，这样才不会留下证据。

每个获释的囚犯，穿上平民的衣服后，不是独自一人，就是与一群人同行。他们会经过一间小木屋（邮件检查室就在这里），党卫军会向他们道别，并向他们明白表示，自由后绝对不要提集中营的事。如果德国当局知道获释者未能守口如瓶，那么他很快就会回奥斯维辛报到（这一点相当可信，因为这些获释者确实到死都不愿吐实）。

但3月份以后，整个1942年都再没有人获释。因为当局不希望太多曾经目睹奥斯维辛现状的人返回现实世界，特别是那些目睹1942年后发生的事情的人。

终于，第一批女性——娼妓与罪犯——被从德国监狱运来奥斯维辛，她们居住的营区与我们隔了一道高墙。这些女人将接受训练成为集中营干部，以协助管理日后即将被运来的大批女性“政治犯”。

1942年3月16日，有120 名波兰女性被运来集中营。她们对着列队走进集中营的囚犯微笑。

经过一番讯问与严刑拷打，当晚一车车的尸体被运到火葬场。这些尸体都已支离破碎，看得出来头颅、双手与乳房都已被割下来。

尸堆日夜不停地焚烧，如此持续两个半月，奥斯维辛周边地区弥漫着燃烧人肉与人骨的臭味。

负责处理尸堆的工作小队，清一色由犹太人组成，而他们只能活两个星期。然后这些犹太人会被送进毒气室，由其他新抵达的犹太人组成的工作小队处理掉。后者不知道自己只能活两个星期，还盼望自己能活得久一点。

美丽的欧洲七叶树与苹果树开始欣欣向荣。在一年的春季，犯人总是强烈感受到自己遭受监禁的现实。

当沿着灰色道路朝制革工厂列队行进时，脚下扬起尘土，我们看见黎明美丽的红光在果树的白花与路旁青绿的枝丫间闪烁。

或者回程时，我们看见年轻夫妻悠闲漫步，呼吸春日的气息，或者看见母亲宁静地推着婴儿车——然后，某个令人浑身不舒服的想法浮现脑际……不断地盘旋，顽固地想为这个不可解的问题寻求解答：

那些走在花丛中的，与那些朝毒气室走去的，都同样是人吗？那些手中的枪支上了刺刀，走在我们旁边的家伙……与我们——数年来一直遭受诅咒的不幸者，都同样是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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