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十九世纪，还没有出柜的人都什么情况？

~利维坦按：这篇文章让人想到目前的一个现象：形婚（形式婚姻）。有很多在性取向上是同性恋的人被迫采取异性婚姻的方式来隐蔽自己的性取向。影视上很典型的例子便是李安10年前《断背山》中的杰克和恩尼斯，虽然彼此相爱，但都在特定时期选择了和异性结婚的方式。

我问过身边的同性恋同事，据他们说，有不少男同性恋者还是可以对女性产生性欲的（双性恋？），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了杰克和恩尼斯——虽然性向上倾向于男同，但并不是绝对意义上不可以与异性发生性关系。

回到文中，诗人惠特曼的性向之前就有所耳闻（诗人里，还有我们著名的奥登以及拉金同志），王尔德那就自然不必多说。比较吃惊的是林肯，按照文中的说法，“……他把自己看成一个同志，一个同时爱男人和女人的人。很多其他人也这样看待自己。那是一个远远没有现在这样根深蒂固的世界——一个更加个人的世界。”

其实林肯是不是我个人也不是很感兴趣，倒是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我——“那是一个远远没有现在这样根深蒂固的世界——一个更加个人的世界。”

~1890年8月，沃尔特·惠特曼打开了一封令人尴尬的信件。这位英国文学评论家约翰·艾丁顿·西蒙兹写道：“出于你对同志关系的观念，你会考虑那些无疑会发生在男性之间有关性方面的情绪和行为吗？”

这也是现代评论家们提出的问题——其中有一些已经做出相当肯定的回答。“沃尔特·惠特曼与同性恋解放运动在我眼中几乎是画等号的”，文化史学家瑞科特·诺顿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诺顿认为惠特曼写于1860年的诗作《菖蒲》是一封出柜信，它满溢着这样的话语：

凉夜里我最爱的人躺在我身边与我同覆一衾。沉静中，秋月里，他的脸庞贴近我。他的手臂轻轻停靠在我胸膛——这一夜我很幸福。

读到这样的文字后，西蒙兹（后来他写下了自己与男人的性经历）一定对惠特曼的回答很失望。惠特曼说：“《菖蒲》这辑诗所写的内容要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话，那真是太糟了。”他坚持说西蒙兹做了“病态推断——不仅被我否认还被我鄙视了。”

~很难想象哪位现代诗人写下在另一个男人怀里睡觉的诗作，却同时把同性恋看成“该死的”。但惠特曼描绘的这种同性间的亲密——在现实生活中还很享受——是被大众所接受的，在那个异性恋的时代还被看成是很自然的一部分。当编辑们审查惠特曼的作品时，他们保留了《菖蒲》的原貌，并把描写男女之间激情的内容删去

了。（“爱——肉体在膨胀，疼痛却是甜美的。无限的透明的喷涌而出的爱火热而庞大，是颤抖的果冻、是白色的风、是发狂的汁液。”这是惠特曼描写的新郎与新娘的新婚之夜。）

纽约市立大学研究19世纪美国文学的硕士生导师大卫·雷诺兹，至今已写过好几本关于惠特曼的著作了。他说：“可以肯定的是，惠特曼试图在他的诗里表现成全性恋。他甚至像流露出一种对于大地和海洋的性向。在那个年代展示热情与喜爱比现在常见多了。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一个新的国家，人们之间有手足情谊。”

~这种兄弟之爱也存在于亚伯拉罕·林肯和他的朋友乔舒亚·史匹德之间。这两个男人在同床共眠了四年，史匹德在1842年给林肯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我渴望永远做你的朋友——自从我知道怎样能为你做任何事情时，我就没有停止过了。”

~另一位美国总统，詹姆斯·加尔菲德给他大学的朋友哈利·罗德斯写过一张热情洋溢的字条。“亲爱的哈利，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在校园里、教堂里、家里、在奔忙或是空闲时、在睡梦中或清醒时，每时每刻都希望你在我身边。我知道我爱你，但我知道你在我们之间设下了一道从未有过的巨大鸿沟。”几个月后，加尔菲德又写信给罗德斯，“我真希望我们能彼此相拥清醒地度过整整一晚。”

“我们对这些人所不了解的正是大部分现代人会问的：他们是同性恋吗？”在缅因州南贝威克管理新英格兰萨拉·奥恩·朱厄特历史馆的佩吉·维希特说道。这个历史馆将在这周末举办一场关于“波士顿婚姻”演讲。她的晚年就是在这样模糊不清的女性伴侣关系中度过的，她几乎不变的伴侣是《大西洋月刊》编辑詹姆斯·菲尔兹的遗孀安妮·菲尔兹。这两个旅人一起住、一起环游欧洲、用小名称呼对方（朱厄特是“平尼”，菲尔兹是“华夫”）。

~“这种情况在当时很常见。波士顿到处都是出身于优秀家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们能够养活自己。她们寻找彼此的陪伴是说得通的。”维希特说。“她们并不必要知道她们伴侣的性生活是怎样的。女人被认为从出生就是‘非性’的，大多数人设想：如果她们没有丈夫，那她们在性当中就不会有任何兴趣。”

~那么，在波士顿婚姻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时代之间，究竟是什么改变了呢？首先，是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1895年，王尔德被判犯有鸡奸罪，并被判决两年监禁。王尔德在法庭上用尽全力为同性恋辩护：“同性之爱是一种深沉的精神情感，它纯洁得近乎完美。它影响和遍及伟大的艺术作品，就像莎士比亚和米开朗基罗那样。”但报纸只专注于猥亵的细节，包括王尔德召男妓的谣言。在那之后，关于男人们在月色中相拥入眠的诗作就大不如前了。

另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你必须记住，从弗洛伊德以来，我们都是通过这种性别化的镜头去观察每一件事物。对于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我们几乎不可能完全了解当时的人是怎样看待这些事情的。”维希特说道。到了1911年，对同性恋的认识逐渐普及，菲尔兹在朱厄特死后出版了书信集，编辑马克·安东尼·德沃尔夫·豪劝她删去小名。他警告菲尔兹：“各种各样的人会误读它们。”

如今，如何解读那些信件是件难事。但正如雷诺兹所说，“把现在对于惠特曼或朱厄特是同性恋的说法强加于他们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做法太泛滥了。”他建议我们借鉴19世纪的丰富的人性。“林肯是个非常人性化的男人，他把自己看成一个同志，一个同时爱男人和女人的人。很多其他人也这样看待自己。那是一个远远没有现在这样根深蒂固的世界——一个更加个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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