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孙元良忆谢晋元与八百壮士 真实还原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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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仓库遗址

第八十八师孤军的由来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抗日之役，国军坚强抗战，日军屡攻不退，相持三余月。十月二十六日，我大场阵地失陷，迫得国军于当夜从第一线转移到沪西。十一月十二日更向后总退却。

十月二十六日早晨，上海战区国军最高指挥官顾祝同先生打电话给我：“委员长想要第八十八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见怎么样？”我略加思索，答：“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五次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形，所以我不同意。”

最后终于奉命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孤军光荣达成任务

在全军退却沪西前，我请第五二四团的团副谢晋元中校和该团第一营营长杨瑞符少校两位同志到“四行仓库”(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银行联营的仓库)我的司令部里，我亲自交给他们“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

我向他们说：“你们最好把指挥所和核心部队布置在这里。这幢庞大的建筑物不只坚固易于防守，同时更易于掌握部队，我们的新兵实在太多啦。这里粮弹存储很多，为防自来水管被截断，饮水也有存储。”他们很骄傲地接受了我的命令。后来果不负我所期，在抗战史上留一极壮烈的史迹。

坚守最后阵地的三天后，晋元同志给我一封信：

元良师长钧鉴：窃职以牺牲的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完成达成任务前，绝不轻率怠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工事经三日夜加强，业经达到预定程度。任敌来攻，定不得逞。二十七日敌军再次来攻，结果，据瞭望哨兵报告，毙敌在八十人以上。昨(二十八)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掌欢呼。现职决心待任务完成，作壮烈牺牲！一切析释钧念。职谢晋元上。二十九日午前十时。于四行仓库。

我的回信：

谢团附、杨营长、暨我诸忠勇同志：余顷在沪西前线。余虽在沪西前线，余之心魂与诸同志同在闸北。

余奉命防御闸北轴心阵地，保我疆土。诸同志奋勇却敌，固守二月有半，倭敌终于未能越雷池一步，所以报国，幸不后人。近以一发之动，全线西移！本军亦奉令转移阵地，而以最后守卫闸北之责付托我忠勇之诸同志。

诸同志能服从命令，死守据点，誓与闸北共存亡！此种坚韧不拔、临危受命之精神，余与全军同志致无上之敬意。

我中华民族自古多果敢赴难之士，岳家军屹然不动，戚公军剽悍却敌，以身许国，浩气长留天地间。我国民革命军赋此美德，重以最高统帅之教训，不吝牺牲，早抱成仁之决心。此次杀敌志国，实开震天动地之历史伟绩。我黄帝亿兆子孙，全世界千百万后世人，必以血诚独此史页。

诸同志固守闸北已三日夜矣，敌之畏葸与我之勇敢已为举世所共见。沪上中外人士交口钦佩，民众奔走援助；成负如可赎也，人百其身之愿。此诚中华民族之光荣，我中华民国之光荣，亦我国民革命军之光荣。

望继续奋斗，完成抗敌使命，流最后一滴血！我最高统帅于诸同志之壮烈牺牲，殊身嘉慰。余敬以转告。

十月二十九日，孙元良于沪西。

冒险献旗的四十一号女童子军

四十一号中国女童子军杨慧敏在十月二十八日中夜，冒着生命危险，冲过火线，向我四行仓库的英勇守军献送国旗。此一壮举和四十一的编号，立即由路透社传遍世界，在国际童子军史上写下辉煌一页。

以下是杨慧敏女士的自述：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军兴，时局一天天的紧张。八月初，敌人的炮火已经迫近淞沪了，那时我在高中毕业不久，在美的糖果公司任职，此时已经停工。我象其他爱国青年一样，献身捍卫祖国的洪流，加入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对前后方军民展开广大而深入的服务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保卫战，上海终于失守了！我们童子军服务团有的随军队撤走，一部分随着难民撤进租界。我率领七个男女童军，在公共租界苏州河畔一个尼姑庵里为一千多难民服务。

这天(十月二十七日)夜里，沉寂的夜空忽然响起激烈的枪声，我悄悄地溜出尼姑庵去侦察。上海十月的夜是寒冷的，疏星几点，象往日一样还是那么懒洋洋地挂在天幕。远近的建筑物静静地罗列着。苏州河水默默地流着，没有半点声音。我听着自己的胶鞋擦在柏油路面的单调脚步声。

沿着苏州河往西边的垃圾桥走，毫无目的地，我不知道枪声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走到垃圾桥，一排铁丝网挡住去路。我正在探望，想找一个空档钻过去，忽然“噗”的一声，星光下一把寒光闪闪的刺刀挡在我胸前。几个月来枪林弹雨的服务，我的胆子也磨大了，加上四周岑寂似水的夜空，使我的心情格外镇静，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的眼光沿着刺刀往上移，朦胧星光下，隔着铁丝网站着一个高大的英国兵。他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你是什么人？”我没有答他，只伸了三个指头敬礼。他喊了一声，用英语说：“BOY SCOUT.”

我告诉他，我要侦察枪声的来源。他见我说得轻松，态度又漫不在乎，再加上我的装束是男童子军，说话确实娘娘腔，他找不出一句适当的中国话来问我，只好跟在我的后面走，我们过了垃圾桥，进入桥头的英国守兵碉堡，从枪眼中清楚看见仅隔开一条马路的四行仓库。

英国兵告诉我，四行仓库里的中国守军要死守，刚才的枪声正是与敌军激战。我听得兴奋，心中升起一个念头，——我要帮助我们勇敢的守军。

天已破晓，我只望见一座弹痕累累的四层楼大建筑物，看不见人。我又望见这大建筑物矗立在三方是太阳旗，一方是英国米字旗的中间，我心里产生一个迫切的祈求。为了鼓励上海市的人心，表现我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四行仓库的屋顶必须飘扬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回到住处，到了晚上，我脱下童子军制服，将一面大国旗就紧紧地缠在身上，我再罩上制服。夜空是黝黑的，有英国兵走动的影子。马路对面的四行仓库象一个巨人，俯视着我。我观察了一下地形，若是溜过马路势必要被左右的英国警戒兵发现，把我作为枪靶子。过了马路，四行仓库有重重铁丝网围着，只有沿着铁丝网工事爬到缺口处，再从窗子爬进去。终归是冒险的，我卧倒地上，爬过马路，我急跳的心刚刚稳定下来，忽然枪炮声大作。我不敢以为我被敌人或是警戒兵发现了，忙伏在路旁的工事里不敢动。红绿的火舌在我头上飞舞。原来是敌人又向四行仓库进攻哩。不过敌人似乎不敢过分乱放枪炮，因为隔苏州河对岸英租界里耸立一排大汽油坦克，一颗子弹飞错方向，全上海市民连日本人也不例外，都要遭受祸殃！

不久，枪炮声沉寂下去，我又开始慢慢爬，终于到了东侧的楼下。谢晋元团长、杨瑞符营长早有消息，知道我要来献旗，他们都在等候我。

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给他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团长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

他立即吩咐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微茫中，平台上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地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两声冷枪声，但那神圣而严肃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却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

谢团长带我参观各处、窗口和各种工事都就地利用仓库积存的整麻袋黄豆或麦子堆成，十分坚固。负伤的弟兄们躺在地上，有的在呻吟！我的热泪长流，我坚决要留下来替他们服务。但是谢团长硬把我我送出门口，将我推出去。他喊：“冲过马路，跳下河！”

我猛冲过去，跃下苏州河。头上枪声大作，我知道敌军发现了我，这时已是白天了。我平日练就的游泳技术救了我，我深潜水中，游至对河公共租界登岸。抬头一看，苏州河畔站满了人，纷纷向四行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美丽国旗招手欢呼！

最高统帅部下令孤军撤退

“八百壮士”在几天以后，奉到我统帅部的命令，于十一月一日拂晓，退入上海公共租界。

先是英国军同情他们，认为孤守无益，劝他们退入租界。孤军感谢这种好意，但告以遵守命令，乐于杀敌，不同意随便撤退。这使英国军大大佩服。临到奉命退却时，英军指挥官马勒提少将不顾日军的抗议，亲自站在他警戒线上的重机关枪阵地上，掩护我孤军通过新垃圾桥。这本不是他的责任，也不是我孤军所需要。——由于我孤军的英勇，激发起英国军人的侠义心肠。

这一役，孤军坚守最后阵地，力战四日夜，击退敌人六次围攻。敌军横尸四行仓库附近约二百余，伤者无算，并毁其战车二辆。我孤军仅伤亡三十七人，营长杨瑞符少将弹穿左胸，负重伤。

为什么一会儿要孤军死守，一会儿又要孤军撤退呢？晋元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

我等困守闸北四行仓库四日夜，击退敌军六次进攻。弹药的消耗不及十分之一，至于给养，虽坚守三年亦无绝粮之虞。

我政府为维护世界和平，达成抗战神圣的目的，复兴中华民族，为千秋万世基业计，虽牺牲千万人之生命，亦无所悔恨！似此四百余之我等孤军，实沧海之一粟耳，何惜牺牲且我等已有充分之弹药与给养，准备重创敌人，作光荣的战死！“藉租界的庇护以保生命”，我等绝未作此想。

我等之撤退，系因第三者要求维护中立地区(公共租界)之安全，请求我政府同意，而由我最高当局下令撤退者。

孤军退入上海公共租界后，在租界内所处的地位非常微妙。他们既不是俘虏，也不是要求庇护者。因此，他们以后的经历就十分复杂。——我在这篇文内都将一一说到。现在先把晋元同志这一次谈话的全文且录如下。这篇富有历史性的谈话是他在上海胶州路(后改名晋元路)孤军营发表的，时间大概是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

数月来，关怀我等的人士因为自我等撤离后，消息阻隔，所以众说纷纭。实则六个月来，我等被禁锢此间，始终未离公共租界一步。

前数日，因华东社之新闻一则，我等曾发表一公开信，该信登于五月十七日上海各报。

余今日所欲言者，为我等在此间的法律地位问题。按国际法，依据《海牙陆战条规》，交战国俘虏之处置应属于敌国政府之权内，而不属于捕获俘虏的个人或者军队之权内，自不能将俘虏作罪人看待。更有明文规定，应以人道待遇俘虏，保留其私权和宗教信仰。只要不越出秩序与风纪的范围，应有相当之自由。

此外，尚有因弹尽援绝，非逃避至中立国的领域不能生存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瑞士国收容交战国之军人甚多，该国对此等军人概依《陆战中立规约》与《陆战法惯例条规》，优礼相待的前例办理。

但如我等之撤退，则情势特殊，稽诸古今，并无前例，更绝不能视同俘虏。

我等困守于闸北四行仓库四日夜，击退敌军六次进攻。弹药的消耗不及十分之一，至于给养，虽坚守三年亦无绝粮之虞。事实如此，不能武断加以“溃退租界，以保生命”的侮辱言词，其理甚明。

我政府为维护世界和平，达成抗战神圣的目的，复兴中华民族，为千秋万世基业计，虽牺牲千万人之生命，亦无所悔恨！似此四百余之我等孤军，实沧海之一粟耳，何惜牺牲！且我等已有充分之弹药与给养，准备重创敌人，作光荣的战死！“藉租界的庇护以保生命”，我等绝未作此想。

我等之撤退，系因第三者要求维护中立地区(公共租界)之安全，请求我政府同意，而由我最高当局下令撤退者。

上海公共租界既得谓之中立地区，则应履行其中立的权利与义务，此为不易之论。倘有漠视一方的行为，何能维持中立者自身之中立与安全乎？况中日两国迄今尚未宣战，日人敢以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为敌乎！

或曰：“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恐释放我等，将遭日人之反对，因此，处境维艰耳！”余以为日人既自诩崇尚武士道，当不出此反对下策。倘日人欲效稚儿，作意气的反对，直不啻与全世界爱好和平、主张正义之人类为敌！况有伤害战事初起时，日军被我军击溃，其一部二百余人逃入公共租界(此为真正的“溃退租界，藉保生命”)，旋即经租界当局释放，并将缴获之武器一并送还之前例乎？先哲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以自国溃军被释为是，而于他人则以为非，是诚自居劣等矣。

余为一军人，但余不信武力为万能。历史实例，可为前鉴。若侈言武力，此时倘有人以十万兵临孤军，亦非我等所惧！

余向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呼吁，请主持公理与正义，唤醒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注意其自身的中立态度，实践其诺言，使我等自由。更有望于当日呼吁我政府下令撤退孤军之友邦人士，为正义故而始终赞助我等，则不独我等之幸，实全世界人类正义之幸也。

我国政府循上海中立人士的呼吁，为维护上海公共租界的安全，正式下令撤退孤军。孤军服从命令，全副武装整齐地退入公共租界。他们既不是被俘虏，也不是自动要求庇护，可说是公共租界邀请的客人。这是当日的事实。

更有事实足以证明孤军并非俘虏，不应长期被羁留，就是那时公共租界当局因为孤军不是俘虏，不肯供给伙食。临时借垫的少数款项，后来都向我政府索回了。孤军在最初两个月全靠上海爱国团体(刘鸿生等主持)供应给养，以后则由我政府按照国军待遇，源源接济，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公共租界沦入日伪手中才停止。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对于真正溃逃租界、藉保生命的日军完全放还，武器也一并送还，而对我孤军则不能作同样的处置！虽由环境使然，出于无奈；然而有强权、无公理，丑恶怯懦面目又在这般人身上再度显露一次啊！

孤军为国旗而流血

孤军羁旅上海公共租界四整年又一个月零二十七天(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此种长期奋斗，实较之前线官兵在炮火炸弹之下，浴血作战，慷慨牺牲，尤为艰苦卓绝，难能而可贵。”他们的生活是艰苦卓绝的，同时也是光辉灿烂的。晋元同志从一九三八年元旦起，直到他遇害前两天(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止，连续写了三年的日记。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孤军在上海晋元路孤军营中出操、上课、工作、游戏，以及和上海租界内学生、工人、市民同胞等交往各种情形。……

国军撤退后的上海，孤军营成为上海同胞惟一振奋和关切的对象。孤军的荣辱否泰，上海同胞都视为自己所身受的一样。有一段时期，孤军营未被限制普通人的出入，上海同胞可以随便和孤军接谈，所以晋元路上，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好像信徒们拥向圣地。

一九三八年八月，孤军为纪念“八一一”(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第八十八师自无锡出师向上海抗日)，向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团长亨培交涉，悬旗三天。八月九日，孤军营内竖起旗杆。亨培来干涉，先是不许悬旗，后要求将旗杆截短，俾与营内大礼堂屋顶相齐，避免日军看见，引起麻烦，使工部局为难。翌日，孤军“八一一”、“八一三”两大纪念日将临，而悬旗问题尚未决定，不得已将旗杆砍去数尺，重新竖立起来。

十一日晨六时，举行升旗典礼，国旗飘扬于孤军营内。上海市同胞望见，无不感奋流泪！

四小时后，工部局派英格兰兵三百名，包围孤军营房，派意大利兵四百名，散布晋元路一带警戒；又派白俄一队向孤军营冲入！幸有万国商团中国团员吴启荣事先发觉，来告。晋元同志即令第一连负责警戒瞭望塔，第二连分散于大操场。下令后不到五分钟，白俄队即冲进营房，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孤军扫射。当有刘尚方、尤长青、吴祖德、王文义四同志殉难于国旗下，另负伤官兵十一人。

白俄队行凶后退出。同日晚十时又来了一队白俄，强将我全部孤军挟入救护车多辆，驶往外滩中央银行幽禁，晋元同志及全体官兵对此绝食抗议。

此事引起上海同胞的愤怒！一致罢市三天，声援孤军，要求将孤军送回晋元路原营地。工部局不得已照办。悬旗事件暂告一段落。但经此事件后，孤军营内的国旗被收缴，此后只能举行“精神升旗”了！

何玉湘烈士被害

一九四〇年“九一八”，孤军营又发生了何玉湘中士被白俄开枪杀死，高广云上等兵被击伤的血案！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凶手米奇亚可夫经上海法院审讯，判处徒刑十五年。当时上海新闻报登载审讯经过颇详，内容如下：

一九四〇年，上海万国商团白俄雇佣兵米奇亚可夫枪杀四行孤军何玉湘中士一案，自本(十)月十二日初审后，以该案证人未能到期，故改于昨日(十月二十二日)下午再审。昨日到案证人有前四行孤军中士班长石洪谟，及在警察局任警官之前万国商团白俄队长伊凡诺夫。

推事吴荣林、书记谢寅生座后，首传被告米奇亚可夫讯问。据米供：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八日那天，担任守卫孤军营的白俄士兵由七岗增至十三岗。当时被告担任守卫第一岗。因那天形式紧张，迫不得已乃开放一枪。同时，在被告开枪后三十秒，第七岗之拉希开维支亦开放一枪。被告虽开枪，但不能确定何玉湘即为彼所杀。

次由证人伊凡诺夫作证。伊称，当时并未在场，单从报告书上得知米曾开枪。于米开枪后三十秒，第一岗亦曾开枪。惟记录上并未载有开枪至何玉湘死命一文。又因奉上司令，无论何人不得入孤军营，故亦无从查得开枪后所发生情事。彼当将每日记事簿一册呈交庭上，以备参考。

伊发言完毕，由证人石洪谟发言，石称，年二十八岁，现服务于中央干训团，原在孤军营唐棣连长部下任中士班长。现唐连长因公赴苏州，故由本人代连长作证。出事那天，因奉谢团长命令，察看营外马路上是否有事发生。本人奉命后，当即驰往出事地点，而情逢其会，故知之甚详。当时因欲察看马路上是否有事情发生，故与何玉湘并肩站在一凳上，向外观看。当时孤军与民众等因营门无故被封锁，与白俄守兵发生冲突，米乃向营内开放一枪。记得当时米曾瞄准两次，至第三次瞄准才开枪。所放枪弹先中何头部，再中另一士兵高广云之腿。因高适在洗浴室内，而该室地位颇高，故弹中腿部。

石讲述完毕，被告律师刘剑刚乃起立为被告辩护。“当时环境恶劣，日人屡次要求接管孤军，租界当局则竭力避免。因之派白俄队戒备，明为看守，实则暗中保护。九月十四日为升旗一事已有不幸事件发生，盖当时租界不准孤军升旗，而孤军则因情绪热烈，故未得着管理当局允许，仍将国旗升上，因此遭管理当局用自来水、催泪弹将士兵冲散后，将旗降下。此事发生后，白俄警士等奉命不得入内。‘九一八’那天，马路上已有民众数百人与营内士兵互相摇手呼应。那时米年纪不过二十岁，因年幼无法应付当时的紧张情形，故而开枪。事后本人亦曾向白俄队长伊凡诺夫询问，何以不多派人协助米等？伊答以无法。米之上司亦应负担相当责任。本人有三点为被告辩护：(一)被告承认开枪，但未承认杀人，亦未能证明彼杀人。(二)何玉湘致死之枪弹，未能证明即为被告所开放者。又因环境不许可入内调查，故无法证明子弹为谁所发。盖当时第七岗亦曾开放一枪。(三)当时民众包围被告，营内孤军又发动呼应，有缴械形势。因当时守卫孤军营之警士有法令一条，即于形势险恶，可以无须长官允许开枪。白俄警士入伍之初，乃依照英国军队规定规律，彼等未收良好教育，对法律一向不明了。又当时租界之法令，到现在看来，又大不相同。故请庭上判被告较轻之罪或无罪。”

刘律师辩护完毕后，庭谕：本案定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宣判，被告还押。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法院判凶手米奇亚可夫有期徒刑十五年。

谢晋元烈士殉国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晨光熹微的五时许，孤军营官兵循例在操场集合，列队早操。点名时，发觉士兵郝鼎诚等四名迟到五分钟。晋元同志治军素严，当众予以训斥。不料郝等早受敌伪方面诱骗，趁机下手。在全体跑步时，乘晋元同志不备，用短刀向他头腰两处猛刺，晋元同志伤重立殒！团附上官志标中校见状趋前援救，也受重伤。凶手当场被附近官兵捕获，移解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法办。

晋元同志的死讯传出，上海同胞哀恸至极！任何危险也阻挡不住爱国同胞在马路上汇成的大洪流。他们拥进孤军营向他致敬，瞻视他的遗体，三天内共达二十五万人，人人显露出悲愤的面色。

蒋委员长于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发出通电：“谢晋元同志之成仁，为我中华民国军人垂一光荣之纪念，亦为我抗战史上留一极悲壮之史迹，回溯该团长率领八百孤军，坚守闸北，誓死尽职，守护我国旗与最后阵地而绝不撤退，其忠勇无畏之精神，已获举世之称颂。而其留驻孤军营中，为时三载以上；历受艰难，尚能坚韧不移，始终一致，保持我国民革命军人独立自强之人格。此种长期奋斗，实较之前线官兵在炮火炸弹之下，浴血作战，慷慨牺牲，尤为艰苦卓绝，难能而可贵。此次被刺殒命，显为敌伪方面久已蓄意，收买暴徒，下此毒手！而我孤军营之忠勇官兵赤手擒奸，固绝不损其全体之荣誉。谢团长不幸殒命，然其精神实永留人间而不朽。谢团长不仅表现我军人坚贞壮烈之气概，亦为我民族不屈不挠正气之代表。除已优予抚恤外，甚望我全体官兵视为模范，共同敬仰。以期无负先烈之英灵，而发扬我民族正气之光辉也。”

日本型的野蛮残暴行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由此沦为真正的孤岛，而孤军堕入了更黑暗的地域。

十二月十日，伪上海市长陈公博致函孤军营代表团长雷雄通知，要孤军全体参加“和平运动”。雷同志严词拒绝。

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军数百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全部押到宝山月浦机场拘禁。

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敌人又将他们从宝山押到新龙华游民习艺所，强迫他们挖壕沟，作苦工。因为孤军反抗，敌军残酷地镇压，把他们押去南京，关在珠江路老虎桥原第一监狱的俘虏收容所里。

处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孤军仍表现出坚强的团结力和严肃的纪律，每天抽空由官长率领跑步和体操。这种强硬不屈的精神激怒了敌人，使敌人痛恨。于是敌人第一步将孤军的官长和士兵分开，第二步将士兵五十人押去光华门外，六十人押去孝陵卫，一百人押去杭州；另押解裕溪口和南洋群岛各五十人。其余仍关在城内原处，将官兵杂在一起，强迫他们做不堪忍受的无休止的苦工！

这种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占领地的俘虏和一般平民所施的残暴不法行为，后来经盟军远东军事法庭肯定。盟军在审判德国纳粹战犯时，也曾特别提到“在战争中采取日本形式的野蛮残暴行为，蹂躏了国际法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孤军的最后奋斗

日本蔑视国际公理，残忍狠毒的手段，压制不住孤军反抗强暴、热爱祖国的精神、十一月六日，光华门外的孤军趁着和孝陵卫的孤军对调的时候，大部分逃走。他们先到小茅山藏了几天，有的就留在本地参加游击部队，有的绕道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回到抗战首都重庆。——这是回到重庆的九个孤军同志施彪、陈裕松、段海青、陈祖谟、徐文卿、万国卿、张永祥、黎时德、肖益生的最后冒险经历，也就是大部分孤军的同样的冒险经历。

日本战败投降，抗战胜利后，孤军除了早回到重庆的以外，从全国各地和南洋回到上海的，计有一百余人。受敌人折磨，赍志死去的当然不在少数了！

被日军押至新几内亚作苦工的孤军三十六人，经澳大利亚政府派军舰送还，于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到达上海。他们的姓名是唐棪、陈日升、冷光前、王长林、吴萃其、童字标、邹莫、汤聘莘、刘一陵、严占标、陶杏春、伍杰、杨德余、刘辉坤、许贵卿、赵庆全(以上十六人都是官长)、李自飞、赵春山、傅梅山、傅冠芷，石洪华、谢学梅、徐毓芳、周正明、邹斌、陈翰钦、杨柏章、赵显良、张永善、徐玉开、魏成、何英书、杨振兴、任全福、雷鑫海、钱水生(以上二十人大部分是上士中士阶级)。——这三十六人都是孤军干部，被日人送到最远最坏的地方做苦工！

我们读古今中外的战史，实在还没有发现过象我四行孤军这样壮烈的史迹。他们身虽辱而志不屈，使我们想象到苏武在北海冰天雪地中持汉节牧羊的情景。然苏武终于由帝国匈奴送还汉朝，而我们残留的万劫未死的孤军却由于日本败退，才能重新享受到光复后祖国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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