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允吉:“文革”中上海点校二十四史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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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说毛主席把（点校二十四史）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们了，但当时大家心里也没少琢磨。毕竟上海文学界、史学界的情况我们心里有数，到底有没有能力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工作全部承担下来，我们自己是挺怀疑的。”

陈允吉先生近影

“文革”中点校二十四史的往事，我现在还能回想起不少。上海参与的是《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五史，复旦大学承担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点校。我主要参与《旧唐书》的工作，了解的情况比较多。《旧五代史》了解不多，只在看清样阶段，胡裕树先生让我帮忙看过一些。

上海点校二十四史的缘起

大约1969年左右，所谓的“斗批改”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复旦中文系，看起来总体的态势，是要给系里原有的师资结构来个大换班。老师们主要去了三个地方：去奉贤五七干校，去印刷厂参加劳动，教育方面只有少数人去了五七文科试点班。我当时得了肺结核，在叶家花园（上海肺科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回到中文系后参加了整党。当时医嘱允许我“轻度工作”，系里领导说，干校那里空气新鲜，对你身体大有好处。于是我就去了干校。大约过了3个月，到1971年春，忽然接到通知，要求王运熙、许宝华、刘季高三位先生和我回上海参加二十四史点校。我们四人回到学校，次日就去中文系集中，发现其他不少老师也都在场，包括胡裕树、朱东润、吴文祺、张世禄等几位老先生，还有周斌武、顾易生、徐鹏、丁锡根、张万起、周维德、叶盼云等中年、青年老师。中文系工宣队和我们讲得比较直接，说：现在毛主席把整理二十四史的工作交给上海了，很光荣的，很重要的，你们好好做。我们的点校队伍主要来自五七干校和印刷厂，像胡裕树、徐鹏、周斌武、顾易生、张万起等几位都在印刷厂。朱东润和张世禄先生基本是“靠边”的，年纪大了，平时让他们在家呆着，需要的时候就让他们来接受批判。吴文祺先生被认为政治上比较好，他相对自由些。历史系派了徐连达、苏乾英两位老师参加点校组的工作，名单中还有陈守实先生，陈先生当时还在哲学系编批判先验论的材料，要过段时间来；另外一位周维衍先生，他好像是史地所的支部领导，后来因为要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没有和我们一起参与点校。

等历史系的老师也都来了，大家相互认识一下，就着手准备二十四史点校的具体工作。最初，老师们先集中起来学习，认识一下这项工作的意义。几天以后，上海市里把几支队伍集中起来，除了复旦，还有华师大（中文系、历史系为主）、上海师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所。当时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委的常委，后来又当了市委常委，教科文卫的工作都是他在抓。他给大家作报告，并不像系里工宣队讲得那么直接，也没有指明这是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不过大家从他讲话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以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就由上海来搞了。我们觉得能参与这项工作挺好，毕竟“文革”搞了好几年，业务也荒废许久，趁着整理二十四史，还能够多看看书，是个好机会。

说是说毛主席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们了，但当时大家心里也没少琢磨。毕竟上海文学界、史学界的情况我们心里有数，到底有没有能力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工作全部承担下来，我们自己是挺怀疑的。那时候我住在复旦大学第八宿舍，有一次和潘旭澜老师闲聊，总觉得上海文史力量不够，要完成二十四史点校是挺困难的。上海当然也出了一些很有成就的史学家，比如吕思勉、谭其骧先生，但总体上没法和北京比。潘老师说：如果从文艺界来说，上海比北京是有“明显差距”；那么从史学界来说，则上海不过是北京的“一个零头”。另外，北京是首都，学术上可以调配全国力量，上海没这种能力，我们这些人整理二十四史，大多数还从未接触过此类工作，完全靠自己摸索，不知道要搞到什么时候。反观北京，整理前四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由北京来主持整理是有连续性的，在上海搞就得另起炉灶了。

具体工作一直没定下来，就这样大约又过了半年。当时上海的出版界全部打乱了，比如原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改称“解放出版社”，整个上海的出版机构统称为“上海出版系统”。二十四史点校也是由上海出版系统组织力量来推动的。其间的一项工作是，挑选了两卷史文让我们试标：一卷是《旧唐书·高祖本纪》；为了帮助我们熟悉少数民族的部分，另一卷是《明史·鞑靼传》。试标对我们后来的标点工作蛮起作用，主要是明确了分段、标点、校勘的体例以及校勘记写法。点校对当时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是一项新工作，大家相互讨论也较多。我们组里，吴文祺先生知识面广，他对语言学、文学都熟悉，对文献、典章制度等也很在行，我们碰到问题总是请他拿主意，所以这阶段吴先生的工作弥富指导和示范意义。骈体文应该如何标点，问号、书名号等如何表示？正文和引文的分段分别如何表示，引文的首行及以后每起一行各空几格？吴先生研究现代汉语，提供了一些好的意见。王运熙先生熟悉唐代文献，对其中的历史记载、社会状况和俗语等，他都很熟。写校勘记要涉及很多史料，比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第一次出现总是用全称，后面出现就要用简称了，《册府元龟》究竟是用《册府》还是《元龟》呢？过去两者都用，二十四史整理中就定下来用《册府》了，《文苑英华》则简称《英华》，还有《太平御览》应称《御览》，不能称《太平》，毕竟还有《太平广记》嘛。总之这些细节都慢慢熟悉、统一起来，点校组也慢慢进入了古籍整理的氛围。这个阶段还讨论过一个问题。当时受到“文革”初期大批判的影响，上海高校内有部分同志提出，二十四史的整理如何体现打破封建王朝体系。“看看那些正史，把封建王朝写得那么庄严堂皇神圣，我们可以承认这种神圣吗？要打破，不要按照正史的思路，可以乱一点。”这个问题在绍兴路8号集中讨论过一次，有些同志发言振振有词，但很多同志是不同意的，认为如果按照上述办法去做，被搞乱的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体系，而是我们自己的点校工作。最后由于主张“打破”的人不多，也就不大提这个思路了。

总理说上海、北京两地可以分分工

大概到1971年夏秋之间，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传达来了。当时姚文元给总理打报告，讲得比较含糊，就说二十四史很重要，应该整理出来。他不讲北京在整理前四史时已经做过扎实的基础工作，只是含糊地表示毛主席已经知道这件事。他大概是想把二十四史的整理全部转到上海来的。总理很快批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都要整理，由北京中华书局负责，并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顾先生闻此消息，觉得蛮好，但他提出不仅要整理正史，也要整理野史。国务院出版口和中华书局表示，现在还是集中力量先把正史整理好，野史可以放到以后再整理。二十四史的整理要使用现代标点；校勘主要是针对传本文字中的讹、舛、衍、脱，在读不通、点不断的情况下出校并写好校勘记，原则上不作异同校。出版口把这些意思汇总后上报给毛主席，毛主席马上批复表示同意。

当时的情况我们也比较关心，总觉得从事情的全过程看，毛主席并没有把二十四史交给上海的意思。还有，上海已经组织了这样一个整理班子，姚文元也并没有告诉毛主席和周总理。“文革”以前，整理《资治通鉴》和前四史，主席和总理都知道，吴晗、顾颉刚先生都参与过，所以要整理二十四史，还是由北京中华书局负责更合适。但当时上海出版界也有人向总理汇报说我们上海也有一套准备点校二十四史的班子呢。总理就说，上海、北京两地可以分分工，不要搞重复了。在这个背景下，中华书局和上海出版系统一起商量，就把《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五史转到上海整理。当时很多老师觉得，总理真好，襟怀坦荡，顾全大局，为人光明磊落，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崇敬。“文革”期间，凡是媒体报道总理的各种情况，大家都是很关心的。相反，姚文元、朱永嘉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路子不是很正。这些人经常用闪烁其词的伎俩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不管怎样，大家很快在主席和总理的批示下重新统一思想，投入工作中了。

这项工作主要由国务院出版口（后来的出版总署）主管，由副署长陈翰伯负责，具体由北京中华书局组织，负责人是50年代在复旦做过新闻系主任的丁树奇。顾颉刚先生虽然是总理提名的总其成，但毕竟年纪大了，中华书局考虑让白寿彝先生帮助处理一些具体事务。在整个二十四史点校工程中，实际起到最主要作用的人，是中华书局的赵守俨先生。他当时是中华书局的历史组组长，投入了大量心力，几乎每部史都包含着他的精神劳动。从布局上看，北京当然是最主要的，上海承担五史，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主持南朝诸史，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带着助手陈仲安主持北朝诸史，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负责《明史》，内蒙古大学翁独健先生负责《元史》。

1971年秋，上海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去北京，和中华书局讨论落实任务。复旦王运熙、华师大李国钧、上海师院裴汝诚、出版社方面叶亚廉，四个人去。上海五史的分工，复旦承担了《旧唐书》《旧五代史》，华师大承担了《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由上海师院和历史所负责，历史所队伍精干，有方诗铭、汤志钧、刘修明等。参与者名单还是挺好看的，有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学者，比如华师大有徐震堮、戴家祥、赵善诒等，宋史中最有名的是张家驹和程应镠，罗君惕的文字学是很好的。中华书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待人诚恳，对我们帮助也大。上海五史部分，北京其实已经做了部分先期工作了。比如《旧唐书》，“文革”前，陈乃乾已经带了几个年轻人花过相当的功夫，他用的是惧盈斋本，已经初步标点过一遍，校勘也做了一些。赵守俨先生把陈乃乾的工作本交给上海，并建议我们可将它作为《旧唐书》点校的工作本。百衲本《旧唐书》毕竟是残本，他觉得惧盈斋本作为一个工作本还是可以的，当时惧盈斋本还没有明确成为底本，但实际处理中就是作为底本用的。张元济、张森楷先生做过的《旧唐书》校勘记资料也都提供给我们。张森楷的校勘记注力甚多，有他自己的看法。还有龚道耕的《旧唐书》校勘记，只有一卷，有些条目很见功力。除了校勘方面的，还有一本王先谦的《新旧唐书合注》,用毛笔写的一个抄本，也用了新式标点。这些材料都很好。我们整理《旧唐书》的主要功夫就放在句读、标点上，最怕破句，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对照着看。我在这方面投注了较多精力，的确核对出不少问题。《旧五代史》也有不少材料，陈垣和刘乃和先生做过的本子，北图的刘本、孔本等善本，全部装箱运到上海。我去看望蒋天枢先生，他对我说：《旧五代史》这个本子是援庵先生和他很有学问的学生一起搞的，你们就完全按照他们的意见来整理，不要改来改去的，反而要弄坏。

1971年9月的上海五史点校情况简报

上海几个组分别有负责人。华师大是李国钧，上海师院是裴汝诚，历史所是臧荣炳，我们这个组系里安排我做组长，胡裕树先生做副组长，许宝华先生是党小组长，后来宝华调回系里主持语言教研室的工作，党小组长就由我兼任。胡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做组长觉得不好意思，但当时是“文革”，大多是让年纪轻的人出头。能和系里的老先生们一起工作，是很幸运的。我读书时不是班干部，做过三门课的课代表——王运熙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唐宋段、赵景深先生的元明清文学、蒋天枢先生的楚辞研究，做课代表的好处是和老师接触机会多，便于请教。点校二十四史差不多用了五年时间，我也和老先生们有很多接触，充实了自己，业务上的进步也比较迅速。那时候蒋天枢先生看我们，就觉得我们还是小孩子。他说：你们点校二十四史挺好，但是像你们这样的老助教（因“文革”中不升职称），参加这项工作，要求已经是很宽的了，希望你好好努力。这类场景回想起来还是很感动的。上海五史的编辑、出版和投资，都是上海出版系统大力筹划的，具体工作反映在当时的一本出版通讯上。出版系统来往送材料主要靠摩托车。开会不多，一年三四次，集中讨论解决一些问题。开会一般是我、李国钧、裴汝诚、臧荣炳去。中华印刷厂有时也有一位姓潘的同志来参加，他是排版车间的负责人。我去过几次印刷厂，一个专门管排版的老师傅姓杨，和潘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我们都是无锡人，所以还能和他们攀一下老乡关系，请他们排得快点。上海出版系统召集我们开会的地方开始时在绍兴路8号，原来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来搬到57号，那里还有个小花园。回想起来，上海出版系统和我们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文革”期间的苦中作乐‍

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是经毛主席批示的，所以学校十分重视，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方便。最初的工作场所在复旦图书馆（现在的理科图书馆，过去复旦的图书馆不分文理），当时图书馆不对外开放，楼上西边的阅览室隔出六分之一给我们用，显得相当宽敞，南北两头有大窗户，夏天通风很好。过了一年多，学校恢复招生，图书馆要让出来，我们搬到学生宿舍的4号楼，靠北边二楼给我们四间房，南、北各两间。这个楼建造比较晚，本来是为越南留学生造的，后来越南留学生回去了，我们学校里自己的学生也用，中文系学生住宿在那里的比较多。最后还有一年多时间，搬到四川中路133号上海新华书店总店。

另外，学校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借书条件。我们要什么书就去学校图书馆大库里挑选，挑完了放在一个大箩筐里拿到图书流通处，把书卡抽出来，盖上二十四史组的专门图章，就可以拿到我们工作的地方用了。开始几年还有个资料员帮忙，老师们也不用亲自去借书。当时办公用品、市内交通等，都是系里经费报销的。文化生活还比一般同事稍丰富些。1971年以前，学校里的教师几乎是没有文化生活的，最多自己偷偷看书，相互之间也不谈学问。工宣队刚来的时候，对政治学习还抓得比较紧，后来老师们和工宣队都疲掉了。每天的学习都是把老三段读一下，然后开始讲“山海经”，讲从《参考消息》上看来的内容，讲从街头巷尾听来的各种消息。“文革”中我们系里稍微上点年纪的老师都受到冲击，资格越老，风险越大。自从来了点校组，大家普遍感到，这里的日常工作是与自己的爱好基本相契的，政治学习以外还能做做学问，殊足令人感到欣喜，人在不允许你做学问时，总觉得能够做学问是很珍贵的，所以我们在精神上和身体状况上都觉得比较适应。这样的学术环境，当时其他老师恐怕是没有的。像校勘所涉及的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们逐渐投入以后，也会感兴趣，也会有收获，相互讨论，津津有味，气氛很好。有时也延伸开去谈谈相关的学问。我们谈到武则天，《旧唐书》的武后本纪的“史臣曰”多有称赞，肯定她重用狄仁杰，信任魏元忠、李景俭等大臣，但《新唐书》观念正统，对武后否定得比较厉害。刘季高先生特别强调，武则天时代很尊重女权。他话音刚落，师母打电话来问：“有个亲戚要来，你看住家里好不好？”刘先生用带着几分严厉的语调说：“嗯？你怎么这样自说自话做决定啊。”其他老师就开玩笑说：您不是刚刚还在提倡女权吗？

书法是我们当时常常讨论的话题。朱东润先生是我们学校里字最好的几位老先生之一，他和郭绍虞、王蘧常先生都是书法名家。顾易生先生是朱老的研究生，他写赵孟頫\体，字也好看。周斌武先生开始写褚遂良体，朱老建议他练练李北海的字，周斌武临李邕的《云麾将军碑》，不到一年，进步明显。苏乾英先生对书法也很感兴趣，他长期在暨南大学工作时，很注意收藏，解放前他经常去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上淘一些藏品，买来时都不算很贵。他有一幅钱大昕的书斋“泽兰书屋”的字，常拿出来给大家观赏。他还藏了很多黄宾虹的画，因为两人曾同在暨南大学教过书，午休期间，苏先生就买些纸请黄先生随意画画，因为随便，反而更有自己的风格。苏先生有很多日本刊印的书法文献资料，很注意讨论书道。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封面上的字就是请苏先生写的。苏先生的字不是最美观，但不俗。朱先生说：老苏虽称不上书法家，但可以称书道家。书法必然和诗相联，苏先生喜欢写诗，懂平仄，有时候写古体。我们二十四史组自己搞了个壁报，苏先生写了一首“劳动最光荣，剥削最可耻”的古体，这和他出身低微有关。苏先生年轻时当过苦力，所以对劳动是一直赞美的。章培恒先生有次和我讲，他带学生去《文汇报》实习，看到老苏投到报社的一篇诗稿，署名“苏乾英”的后面，还用括弧注明自己是“贫农出身”。我们的壁报常常请周斌武、顾易生写，内容虽不免和当时主流思潮相似，但至少形式上很好看。我本来不懂书法，听苏先生讲怀素的《自叙帖》《苦笋帖》，听周斌武老师讲他喜欢的杨凝式的《韭花帖》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耳濡目染也增长知识。这样的氛围对书法常识的普及很有帮助。而旧体诗创作在“文革”中也很难见到。有一年国庆，组里有人提议搞个唱和。顾易生老师用先韵先作一首，他的老师朱东润先生用步韵也作一首，然后胡裕树、苏乾英、周斌武老师和我每人各作一首，内容当然都是同欢度国庆有关的。

大约从1971年到1976年，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我们没有放过一次寒暑假。大家在一起工作了5年左右时间，气氛融洽。刚开始时，组里的工宣队队员陆荣芳师傅，对老师们比较客气，他主要关心一下政治学习进度，并努力帮大家解决一些工作条件方面的问题，两年后他就调回工厂了。1973年冬到1974年春，“批林批孔”，压力便随之增大。当时我们系工宣队让朱东润先生在一次开会时先发言。朱先生很认真，想讲得生动一些，他讲韦编三绝，讲得大家都笑。讲完后，工宣队就宣布，朱先生的讲话有很多问题，叫大家批判。然后，从教师会议到全系大会，批了好几次。对朱先生本人的批判过后，矛头转向二十四史组的路线方针问题。当时我们点校组老先生多，陈守实、朱东润、张世禄、吴文祺等，都七八十岁了，苏乾英和刘季高两位，也有六十多岁了。他们“文革”初期已经劳动够多了，所以一直安排他们干点轻活。有的人认为我们的安排犯了方针路线错误，要让工农兵学员来对此进行路线分析。我当时也觉得压力很大，和他们商量：路线分析就不要人人都听了，我们毕竟还要点校的，还是由我来听，然后回去传达吧。于是上纲上线，没完没了地分析。另外，当时要安排“战斗任务”，我们点校组其实已经不少人回系里去了，但还是不断来要人。我当时的想法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在学校里总不太平的。我们和上海出版系统领导商量，能不能集中起来，赶赶进度。中文系的主要领导挺关心二十四史工作，也同意我们搬出去。当时书店系统都是出版局管的，我们开始找了福州路外文书店楼上，屋子又暗又低，阳台栏杆也锈得厉害，不安全。后来，找到了四川中路133号新华书店总店二楼的一个大房间，条件很好。苏乾英先生说，这里本来是比利时的卜内门洋行，房子造得很考究，很早就装了电梯，弹簧门关上时总是慢悠悠的，地板是一色的打蜡地板，屋子里采光非常充分，窗子外还有很长一段台阶。特别是这里的食堂不错，我们于此搭伙非常满意。当时不少老师已经如惊弓之鸟，远离学校，才慢慢平静下来。当然，政治学习还是不能放松，否则会落下把柄。我们还请了哲学系的尹大贻、政治课教研室的苏东水等老师来作报告。朱东润先生已经七十几岁了，总支同意他不用每天来上班，可以待在家里自学毛主席著作，或者做点业务工作。政治学习时，我们请朱东润先生来发个言，并且帮他记录整理一下，交给总支，以显示朱先生积极学习颇有成效。我和周斌武老师身体还好，在学校和四川中路之间来回走路上下班，当做锻炼身体。劳动也参加一些，帮食堂干一点活，对老先生而言，负担也不是太重。到“文革”快结束时，组里老先生都基本落实政策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粉碎“四人帮”后，大家终于得到了精神上的解放。

人来人往的点校过程

《旧唐书》的点校，一开始复旦的相关老师全部投入初标，有近20人。说是初标，实际已经有陈乃乾的惧盈斋本点校基础可参考了，我们的工作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当时对校勘的掌握，受陈乃乾的点校本影响比较大。当时北京给我们的材料中，还有中山大学刘节的《旧唐书》点校材料，有二十七卷，用局本作底本，只能算是试标稿，参考价值有限。初标分成三个小摊子进行，基本是三四个人一组，或两两一组，相互讨论。开始进度比较慢，就这样做了几十卷，大家对点校工作有了基本掌握，于是采取两个人合标一卷的办法继续做下去。差不多从1971年到1972年秋冬，初标基本结束。

到1972年暑假过后，就不断有人离开点校组。第一个走掉的是吴文祺先生，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大好，上海市又要他去做政协的工作。大概到1973年，跑掉了更多人。这一年我们开始通读《旧唐书》，由王运熙先生、我和后来加入的徐鹏先生负责。这时其他人已经都转去做《旧五代史》的初标了。说是通读，实际上不知读了多少遍，因为参加初标的人多，体例不统一，改来改去，有些还改错，所以不得不翻来覆去地读。朱东润先生是把《旧五代史》和《旧唐书》全书都通读过的，他读起来快。当时系里要恢复古典文学教研室，王运熙先生担任教研室主任，系里一定要他回去主持教研室工作。商量下来，王先生还是留一点责任在点校组里，我们碰到疑难问题请他看看。

朱东润先生的《旧唐书》校勘意见

《旧五代史》参加初标的人也很多，主要由胡裕树、顾易生先生负责，周斌武、苏乾英老师后来也参与进去。胡裕树先生主攻现代汉语，但他在文学方面也有很好的修养。“文革”前期，他曾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系统读过一遍。他显著的特点是思路清晰，做事特别务实，对《旧五代史》的整理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苏乾英先生早年去过南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比较熟悉。苏先生是不希望回历史系的，被批得太厉害。中文系相对比较宽松，大家还相互开开玩笑。一直到后来中文系组织部分教师参加编撰《汉语大词典》，苏先生也是其中一员。张万起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陈望道先生希望他主持的语言研究室有个北京话讲得好的老师参与，于是就把他分配过来，但他爱人在北京工作。当时正好朱德熙先生有个研究生在中华书局工作，但爱人在上海工作，于是张万起老师就和朱德熙先生的学生对调了一下。后来张万起做了新旧《五代史》的人名索引，花了很多工夫。周维德老师也是因为照顾爱人的关系调到杭州去了。《旧五代史》从工作步骤上讲，比《旧唐书》要仔细，因为胡裕树先生组织能力很强，能把每个人的工作安排得非常妥帖。

当时还有个任务，写《旧唐书》《旧五代史》的前言，鉴于其时“文革”形势诡谲多变，让人感到殊难下笔。《旧唐书》的前言换了不少执笔人，最初请熟悉史学的徐连达先生写，他花了不少时间写出来，觉得不妥当，又让许宝华写，亦因同样原因搁置下来。不久历史系催徐连达先生回去上课了，老许也要回系里语言组当教研室主任，就换王运熙先生写，形势一直变化，王先生也觉得不好把握。后来出版社方面传达朱永嘉的话说，姚文元对前言似乎很重视，可能也是姚的意思，让大家参考包遵信写的一篇有关《史记》的论文。但是完全照着写也不行，最后只是简单写了一稿充当前言。

在史地所通读《旧唐书》

《旧唐书》等我们中文系几位老师看得差不多了，朱永嘉指定谭其骧先生最后通读。谭先生看了大约几十卷，但他自己要编地图，其他学术任务也多，就没时间再看了。商量下来，还是主要由中文系老师看，谭先生就不必系统地看了，我们去史地所上班，有问题可以就近和谭先生商量。史地所很照顾我们，把光线最好的位置留给我们。史地所当时在校园西边的100号楼上，条件比我们好多了，冬天还能烤火。

谭先生对史料是很熟悉的。有一次谁提到，《旧唐书》里少数民族的“獠”要改成“人”字旁的，类似带有这类侮辱性的表述都要这样改。谭先生一下子就想起《旧唐书》中的内容：武则天对褚遂良恼火，在帘后说 “何不扑杀此獠”。看《旧唐书》，对谭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有一定的帮助。《旧唐书》有一处记载，涉及朔方一带的某个盐池的具体地理位置，谭先生看了以后，意识到他们在地图集上原来是标错的，便根据《旧唐书》这条记载改了过来。

工作之外，谭先生也谈一点自己的情况。当时常讲，京沪史学界学者们的特点不同，北京的做学问比较扎实严谨，上海的思想比较活跃。谭先生当然觉得自己比较接近北京学者的那种风格。他还讲到自己小时候受到学术熏陶比较多，他是嘉兴人，他家前门斜对面是沈增植先生的家，后门正对门是唐兰先生的家。他喜欢京昆和评弹，在北京工作时，是俞平伯先生昆曲研究会的积极参与者，到了上海后，就参加了赵景深先生主持的昆曲研究社。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结束后很久，大约1989年冬天，谭先生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赵景深先生逝世五周年了，我是他曲社的社员，想发起一次昆曲清唱会，你们系里支持不支持？我说当然支持啊。谭先生联络了王元化、章培恒等先生，某日下午在上海东平路音乐学院附中的小礼堂办成了，有100多人参加。当时刚好有个关于戏曲的会在上海召开，与会代表们也来了。先是谭先生和王元化先生讲话，后来由苏州大学昆曲班唱，从《牡丹亭》的【遶池游】“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一直唱到【皂罗袍】的“良辰美景奈何天”。原来在学者中昆曲的票友和爱好者是很多的，只是过去我们不知道。

在史地所的一年多时间里，谭先生和朱东润先生保持了良好关系。老先生之间往往在业务上相互不买账。陈守实先生和朱东润先生有一次讨论他们各自点校的稿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形。我们规定一卷稿子点校完成后，要让另一个人仔细看过提出意见。开始陈先生和许宝华相互提意见，许宝华比陈先生年轻，他提的意见，陈先生说“很好很好”，但也不改。后来换朱先生和陈先生讨论，朱先生每提一条意见，陈先生都要顶回去，到最后，一条意见也没有接受。谭先生和朱先生在一起，倒是相互很尊重。当时《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快出版了，谭先生和朱先生商量，能不能用隶书写个题签，但是讲清楚不一定能用。朱先生这时年事已高，写这种很小的字，手会发抖，后来他写的就没用上，他也无所谓。两位先生晚年感情深厚。粉碎“四人帮”后，朱先生的“问题”也解决了，两人不久都入了党。有一次学校大礼堂开会，朱先生和谭先生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朱老年纪大点，脱衣服不利索，谭先生就帮他脱。朱先生去世时，谭先生还担任治丧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里，中文系以外的老师，只有担任主任委员的谢希德先生，以及谭先生、葛传槼先生和王元化先生。

史地所参与看《旧唐书》点校稿的老师，有谭其骧、吴应寿、王天良、胡菊兴、嵇超、钱林书、郑宝恒、张修桂、孔祥珠等，其中承担工作较多的，除了谭先生，还有吴应寿先生。谭先生在“文革”以前没有很出名的弟子，吴应寿是学生中他比较欣赏的。当时史地所有个笑话：吴应寿看到谭先生总是毕恭毕敬的，他要表达什么意见，开头总是“窃以为”，于是得了个外号叫“窃以为”。我特别记得，《旧唐书》里涉及很多北朝的内容，北朝有些姓氏看起来很陌生，比如，侯莫陈是一个姓，有的老师以为是侯、莫、陈三个姓，这些地方吴应寿都能发现问题并加以改正。四卷《旧唐书·地理志》初标是我们标的，最后全交给王天良先生。中文系老师不熟悉《地理志》，他完成后我们也没再看，直接交给出版社了。《旧唐书·地理志》修史时存在的问题甚多，王天良先生为此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在点校工作中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史地所期间，和蔡尚思先生也多有接触。我对蔡尚思先生印象很好，蔡先生容易得罪人，本来是“批孔”的先锋，写过《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当时是很进步的教授。但是到了“文革”中“批林批孔”，他反而沉默了，还是守住了大节。另外，邹逸麟先生看《新唐书》的稿子，王文楚先生看《宋史》的稿子，都做了不少工作。邹先生性格沉静，很有书卷气，是比较淡泊的学者，学问好而不张扬。

在史地所的这段经历对我很有帮助，虽然我不研究历史地理，但有些观念也受到影响，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结束后，我写过一篇《王维“终南别业”即“辋川别业”考》。这篇文章大体想法是对的，但文中讨论的地方此前没去过，因此有些细节不大讲得清楚，主要是没有将辋川地区山谷中和山谷外两处很好加以分别，后来去了三次辋川，就比较明确了，文章修改后，基本上能够为大家接受。如果没有去过史地所，这篇文章大约是写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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