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916，走进帝制，真的很容易

袁世凯祭祀天坛的照片，因其服饰类似古代帝王之冠冕，所以经常被当成是袁世凯穿龙袍的登基的铁证，但实际上，这幅照片里的制服乃是根据《周礼》设计出的祭服

“帝国万岁！皇帝万岁！”的口号声，从六十多张兴奋的嘴里高喊出来，在整个参政院的大厅里回响，很多参政员因为起立时用力过猛，以至于身后那张铺着华贵蓝呢的宽大座位都显得很有些不安起来。就在刚才，参政院副院长汪大燮向在场的参政员宣布了国民代表大会关于国体投票的结果：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所投之票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如果这一投票结果真的代表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国民代表的真实心意的话，那1915年的12月11日确实可以被称为民国诞生四年以来最充满奇迹的一天。

任何经历过民初四年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段被革命、叛乱、政争和暗杀填满的混乱时代，两年前由革命党人发起的牵连东南数省的二次革命，以及上一年刚刚被敉平的白狼之乱，都说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似乎从襁褓上就感染了精神分裂，而现在，在参政院里这些高喊“帝国万岁”口号的人看来，愈病良方终于找到了，那就是恢复帝制，“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唯有在一个强而有力的皇帝的领导下，整个帝国才有可能万众一心，达成长久以来富强的宏大目标。这种高度的一致不仅可以从1993张一致通过的赞成票中可以看出是，甚至可以从这些票上写有的劝进帝制的文章中略窥端倪，因为这些劝进书上千篇一律地都包括以下45个字：“余等国民代表，代表国民真意，劝今大总统袁世凯进位为帝，并授以国内至大至尊之君权，天许以此位，传其子孙，以至万世”。

在经过了这场大戏的主角袁世凯一次礼貌性的推让和参政院的两次急迫拥戴请愿后，12月12日，袁最终接受了皇帝这个至大至尊的称号。在他颁布的宣示书中，通篇都是谦卑的辞令，这位自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的人表示，自己乃是在全体国民一致的拥戴下，万不得已才接受了这一违背自己的本意的位置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轸念民生之至意”——在这一天，中国经过长达四年的共和实验后，再一次掉过头，大踏步地走进帝制，而这一切，按照中央的说法，都是遵从国民代表大会一致赞同的“民意”。

被代表的“民意”

“全国举国民代表一百二十人，昨日投票，予竟充代表中人，但未知代表何事耳。”

就在北京参政院为中国走进帝制发出“帝国万岁”的欢呼的一个月前，山西太原的一位名叫刘大鹏的乡绅，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困惑，在投票前，他甚至连自己即将填写的选票选项都一无所知，在第二天的日记中，他详细地描述了投票当天发生的事件：

“全省代表一百二十人，于巳刻到同武将军行署，即前巡抚部院之署也，巡按使亦到，代表投票解决国体，其票为君主立宪下书‘赞成’二字，人皆一致，无一写他字者。”

之所以会如此，在刘大鹏看来，是因为写选票的笔根本就不攥在这些投票的代表手中，而是紧紧地握在那些听从北京政令的官员手中，“此系官界中人指示代表所书者也”，这个离奇的场景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茫然，而刘大鹏本人亦倍感“昏昧”。

刘大鹏实际上知道袁世凯想要成为皇帝，因为他几天前从《申报》上看到过这则消息，还对这则称帝消息做了一番自己的评论：

“以时势观之，民主以谁为君主，当不外老袁一人也”。

尽管如此，但倘使让刘大鹏按照自己的意愿填写选票，他肯定不会赞同袁世凯登基称帝，刘并不是不赞成帝制，他不赞成的是袁世凯本人。在他的个人日记中，他将袁世凯称为“逆贼”，正是这位“逆贼”“推倒本朝政府，幽困皇帝于深宫，身充大总统，号令天下，改为民国”，这种行径已经是“大拂民意”，而现在竟然又要称帝，更是令他厌恶。尽管他满心不愿意，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在“官界中人”的强迫下违心投了赞成票。在回家后，刘做了一个关于袁世凯称帝的噩梦，梦里袁世凯竟然在山西崇修书院里升堂登基，“像貌威严，色白如雪”，而刘本人则被数十人强迫着“随班拜舞”，这使他“欲死不能，欲避无路”，当他猝然醒来时，回想到自己的真正的政见：“宣统帝复辟，而袁仍退归臣位。致使君臣大义昭于宇宙，俾乱臣贼子悚然恐惧也”，而这场噩梦则提醒他“袁果称帝，则君臣之义何在乎！”

刘大鹏私下的抗拒和最终的妥协，多少证明了这场代表投票的赞同游戏中，并非每一个玩家都是心甘情愿，但最终结果却是举国一致对帝制的赞同。实际上，刘大鹏只是被裹挟着投下赞同票中的代表中的一位而已。他很难想象到的是，这一切其实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戏剧。这场戏剧早在1915年8月30日就由一道发往各省的密电拉开大幕，在这道密电中，袁的手下按照他的意旨向各省军政首领下令：“现拟定第一次办法，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请愿改革书，表示人民趋向君主之意，再由立法院议定进行之法。大致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底稿电闻，诸公同意，即将尊名并贵省同意绅商列入，俟立法院开院时，各省陆续呈递。总之，改革国体问题，将来必用民意机关解决之。”

最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正是这一密电下的产物，各省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均在该省将军和巡按使的监督下进行投票，为了达到目的，这些军政首脑想尽各种方法以达到目的，刘大鹏所享受的待遇应当算是其中中等的，因为在山西，代表只得到了15元的车马费作为听话的奖励，而在京的各省人士得到的最多，每人赠送500元大洋用于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在抵达省城后，他们还会受到盛大宴会的接风洗尘和妓女的侑酒伴唱，一切伺候的无微不至。

最可怖的投票体验则是在四川，这个省直到1915年的7月才最终被袁世凯握在手中，所以掌控这个省的是袁世凯的最贴心的得力干将陈宧，面对这些刚刚归顺的代表，他决定采取武力胁迫的方式，在投票会场派驻武装岗兵来回梭巡，代表签到后，招待员立刻引入休息室进行安检，才能进入会场，会场中每个代表桌上都放有毛笔一支，墨盒一方，点心一盘，笔杆上、墨盒上均刻有“赞成帝制”四字，点心是绿豆做的潮糕，糕面上也有“赞成帝制”四字。“主席宣布投票的意义后，众多的监视人员用手指着墨盒和点心，口中连叫“写”！看见有人沉思，便连声不断地喊：“快写，快写！”与场内相配合，场外的士兵也把枪栓拉得哗哗作响“。代表就在这种明目张胆的威胁下为走进帝制投下自己并不神圣的一票。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物质诱惑还是武力恐吓，所达到的“民意”未必就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因为选票才是最后唯一的裁决机关，而早在民国肇建之初，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选票的作用几乎等同于一张可以用钱买到的有价白纸。早在1913年那个短命的国会第一次公开选举议员时，就已经证明中国人对所谓“民选”的认知程度，各地选举舞弊的消息纷至沓来，在报纸上占据了相当篇幅。甚至还有明码实价，比如在广东，价格从一元到五元不等，在江苏价格则在四元左右，而在广西，甚至还可兑换成当地著名的小吃米粉若干碗。在国会里，一位议员甚至将这种花钱买票的方式当成笑谈，发表了一通“共和卖国便宜论”：

“今日共和卖国的价钱，比从前便宜得多了……今清朝只须有八千银两，便能捐得一大八成知县，将天下州县缺买尽，至多亦不过千万余元。今中华民国之选举总统，以三分之二计算，只须四五百票，每票万元，亦不过四五百万。以四五百万可买得一国主权代表之资格，较之从前捐卖天下知县便宜得多”。

而1915年走进帝制的民意投票选举，只不过是民初选举舞弊的余绪而已，从这种意义上讲，只要出得钱足够多，手段和目的足够明确，民意是完全可以购买的，而且它符合这个共和国自诞生以来的一贯传统。

帝制的可能性

对后世的历史学家来说，因为已经预知了帝制失败的最终结果，所以他们非常乐于将目光聚焦在抗争的行为上，这些抗争的行为就包括革命党的宣传主张、西南军事力量的秘密活动，以及一些零零散散的嘀嘀咕咕，但实际上，在整个1915年，这股在后来被引爆的反抗力量实际上相当分散，而且也相当受制于组织能力和军事实力，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

如果我们但从1915年这一年来看的话，从技术层面来讲，袁世凯走进帝制的准备工作其实相当充分。1913年在击败了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军事势力得以扩充到这些曾经的革命党地盘，几乎囊括了全部的内地省份，只有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四个省暂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也是以在认同袁世凯权力的妥协下才勉强维持的，1914年，纵横中原数省的白狼之乱也被强力荡平，反叛头领白狼的脑袋也被悬挂在开封的城门上，用以昭示袁世凯独一无二的铁腕权威，国家因为政见和军事割据的精神分裂症被强力压制下去了。

在中央，袁世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从一开始便试图从他手里分割权力的国会，他把它废黜了，用一个橡皮图章式的参政会来代替这个“混乱不堪”的机构，后者全是由袁世凯精心挑选的人士组成。尽管从组成来看，参政会确实囊括了最有声望的社会贤达，尽管其中也包括像梁启超这样的异见人士，后者甚至在1915年发表了著名的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世凯的称帝企图，但这些不听话的成员少之又少，而且在1915年快步走向帝制时，他们不是自动下堂求去，就是被排斥在外，不会再出现任何反对的声音。

但这仅仅是走进帝制的最基本的政治步骤，更细致入微之处在于压制那些反对的声音，如果不能使它们驯服，至少也要让他们噤声不语。1913年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就决定收紧舆论，一步步扼住那些不听话的喉咙。在广州一地，袁世凯的亲信龙济光一天之内就查封了六家报纸，这些报纸从名字就能看出他们的政治立场，其中的一份就叫《讨袁报》，而北京一家名为《正宗爱国报》的报纸社长丁宝臣，因为在报纸时评中写到一句：“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若为个人，可谋生之处甚多，何从军”，就以“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被陆军执法处枪决。而对那些在租界内的报纸，袁则采取禁售、禁邮的方式迫使这些报纸停刊。

袁所进行的最重要也惯常被忽视的改革就是建立了“统帅办事处“这一凌驾于所有军事机构之上的权力机关，这个机关在1914年5月成立，由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和许多军官组成，负责这个机关的是袁世凯北洋时期的老伙伴，资历很老但却没有一支军队的王士珍，由这个一兵不名的人来掌控这一机关，恰好可以将段祺瑞掌控下的陆军部的权力兼并过来，后者因为坐拥庞大的北洋陆军已经成为大总统之下全国最有实力的人，尽管段是袁的老部下，但袁却对其不断扩张的权力猜忌甚深，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完全可以消除他心中的隔阂。同时，袁也开始着手训练一支完全属于他本人的新军，称之为“模范团”，这支军队完全效忠于袁世凯，而袁也不论公务有多繁忙，从不缺席对这支军队的视察，他的终极目标是以这支新训练的十镇新军来取代已经显出老朽之象的北洋军，对一个笃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国家而言，军队就是一切。

走进帝制

非常有趣的是，只有这张日本在华发行的明信片上，将袁世凯称为“中华帝国大皇帝陛下”

“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九百馀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此一出傀儡戏，全由袁氏一人独演。”

在帝制正式发布的一个月后，最具讽刺性和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在一篇反对帝制的文章中如此写道，他将这场帝制运动比作一场荒唐的傀儡游戏，游戏中的每个人都不过是他上面一个人的牵线傀儡，而最终牵着线的正是袁世凯本人。

这个比喻不能不说非常巧妙，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可以被视为对袁世凯的一种变相的称赞，从技术的层面考虑，如果袁世凯真的能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像操纵傀儡一样灵巧自如地一层层将权力和意旨贯彻到下面的话，那么帝制的达成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而袁也恰恰是这样做的，到1915年12月，从表面上看来，袁世凯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称帝的所有条件：已经被收买的民意、一个形式上统一的国家，以及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政权，还有必不可少的军队作为依托。如果他再向前迈进一步，那么走进帝制并不是一件难事。

长期的准备，使1915年的一切都向前推动着这个国家大踏步地向帝制迈进，当1916年1月1日，“洪宪元年”的年号终于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版上时，走进帝制的目标实际上最终是达成了，只不过，它维持的时间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短而已。但这多少也证明了一点，在这个国家，走进帝制有多么的容易，当然，我们惯常忘记的是，帝制未必需要的是皇帝这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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