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创作谈 | 陈集益：我想重新面对苦难

► 《大地上的声音》◄

我想重新面对苦难

陈集益

2011年，我只写了一篇小说，后来就丧失了写作能力。原因很复杂，主要由各种怀疑造成。一是对先锋文学的怀疑，二是对底层文学的怀疑，三是对乡土小说的怀疑。关于先锋文学于新世纪后断崖式的衰落，是个众所周知的文学现象，我目睹了该现象后期带有文本探索与实验性质的小说之退潮与不受欢迎；而底层文学的迅速兴起、提倡与被诟病，我也刚好看到了；至于对乡土小说“你好土啊”的揶揄，不太清楚何时开始的，但是对待它的这种态度目前还存在。说起来，我从事文学的目的很明确，曾在短文《我只负责记录我的那一部分》中写道：“我的写作动机：它是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还有那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我一直想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这个时代和裹挟其中的人。”但不得不承认，我目标明确，却也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比如，有一阵经常看到评论文章对宏大叙事的厌倦和否定。宏大叙事曾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和审美形式，后来不知怎么地搞成了谁要再写类似跨度百年，关注时代、历史、民族、政治的小说，就成了不合时宜的事情似的。与此同时，对书写苦难的批评就更多了。作家对苦难的体认、面对和自觉书写，在我心目中一直是非常崇高的事情，但是经历上述种种，内心的困惑不断加深。

闲话不说，言归正传。自2015年恢复创作，我的努力都是对原有的写作观念的反思与再次确认，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写作无法离开乡土或者底层，离不开身边那些如尘埃般卑微、无奈又坚强的人，事实上我无法回避现实与苦难，还有对先锋文学其内在精神的继承。总之，经过《杀死它吧》《驯牛记》等小说的创作之后，我的写作就基本回到了曾经苦苦坚持的轨道上。只是随着年岁渐长，创作姿态可能变得更加理性、温和了。《大地上的声音》正是这样的结果。该小说的主人公张难生，其原型也是一个驼背，正是他每年带戏班来山区演出。戏曲演出衰落后，据说他去世前在汤溪镇开过录像厅，最后沦落到在金华城里给人擦皮鞋。原本的构思是写双重的衰败，一是乡村传统文化的式微，节节败退；二是主人公精神的蜕变，写他如何热爱优雅的戏曲，最终却不得不偷放黄色录像维持生计。后来总觉得这个构思有问题，我以为无论世事怎么变化，人的精神是不能跟着下滑的，相反越是世事艰难，精神越要上扬。所以我在小说一开始，就塑造了一个“威武不能屈”的盲人形象，他是张难生的艺术启蒙老师，有了他那句“难生啊，唱道情的人再没有地位，也不唱那些被人逼迫着唱的曲。谴责邪恶、劝人为善、娱乐于心，一直是我们艺人的根”，我就知道小说能写下去了。

小说发表之时，我正在老家过年，那时候武汉疫情还没有波及小山村，所以谈论的都是关于农业生产上的事。哥哥跟我谈到种子的问题，说现在种地留不了种子，每年眼巴巴地等着种子公司供应新种子，如果种子公司突然不供应了，下一年可能就要闹饥荒。可是种以前世代相传的老种子产量又很低，真要种的话会面临亏本和被人笑话。这是农民面临的选择。我以为文学创作也多少有点类似，当文艺思潮在我们头顶像一阵又一阵疾风刮过，如何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希望看到文学园地里丰饶而多元的生态，看到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甚至不同写作立场的作品的共存共荣，所以我从不以自己的好恶作为判断作品优劣的标准。可是当我提笔创作，却愿意将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我只想把我看到的那些人与事与苦难写出来，只不过如何把大千世界中属于“我的那一部分”写好，还需要我不断地克服思想的贫瘠、加强对身处时代的洞察力。回到《大地上的声音》：张难生无疑是苦难产下的一个“孩子”，值得铭记的是，这个小人物却从发扬和保护传统戏曲这颗“老种子”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命的价值。但愿我把他的精神层面的升华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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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声音》赏读

1

城市正在黑下来。乌云压在建筑物的顶上。如果在村里，人人都往家里赶，晒在门外的衣服、被褥、蔬菜种子什么的，都要收回屋里去。城里不一样，人们照样逛街、骑车、做买卖，仿佛即将到来的雨跟自己无关。然而，站在街角的绍飞心里焦急。绍飞是跟着舅舅一块儿进城的。虽然城里有的是避雨的地方，但他担心等雨下起来，他们还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那该怎么办？

他们进城是要寻找一个驼背，那是舅舅的朋友。多年以前，山乡人就听说此人走南闯北发了财，后来在城里站稳了脚跟。舅舅也是听别人说的，说驼背不再做“说戏先生”了，现在在金华开一家录像厅。舅舅没有问清地址就带着绍飞出发了。舅舅说：“绍飞你今年十八了吧？年轻人不能在家天天窝着，得出去练练胆！我带你去金华，怎么样？”绍飞去征求父亲意见，父亲说：“去吧，家里只有这二十块钱，找不到工作就当去城里玩了一趟。”

从山乡到金华，先要步行二三十里山路，然后乘船渡出水库，下了大坝，再接着坐汽车去汤溪。到了汤溪，再换汽车去金华。这一路绍飞吐得昏天黑地。到了金华，他虚脱一般。舅舅带他在汽车站附近吃了一碗拉面，其实他没怎么吃，剩下的面就被舅舅吃掉了。舅舅显得很满足，揩揩汗，带绍飞去了候车大厅，把几个装着被子衣物的蛇皮袋搁在绍飞脚边，他出去寻找驼背开的录像厅。等他回来，候车大厅里就剩下几个没地方过夜的人。

绍飞说：“阿舅，找到了吗？”

舅舅说：“附近都找了，没有，今晚我们要在车站过夜了。”

车站保安催着大家离开。舅舅带着绍飞来到候车大厅外的走廊上，找了个地方把草席铺开。第二天一早，他们挑着蛇皮袋，看到一个录像厅就要去拍门，有的门开了，报以一声怒骂，有的屋里压根儿就没人。舅舅嘟囔几声，带绍飞来到婺江边上，在石凳子上补了一觉。等到十点以后，录像厅就都开门了，喇叭里传来打打杀杀的声音。舅舅从一个录像厅出来，大声地骂：“他妈的，该死的罗锅，不该是开夜总会、舞厅、大酒店了吧！”

不知不觉，他们从金华的西头走到东头，渐渐走到一个房子越来越陈旧、低矮，一条马路上跑着大货车的地方。他们又走了一会儿，再走下去，就要走到城市尽头了。这时一阵尘土伴着狂风，雨突然下起来。他俩仿佛迎着枪林弹雨，往马路边的一条巷子冲去，在一个搭有雨棚的商店门口停下来。檐水就像一股股尿，飘飘忽忽落在地上，汇集成溪涧肆意流淌。绍飞又冷又饿，不敢问舅舅还要找多久。他有些后悔跟他出来。

等雨小了些，舅舅看了他两眼，指指前方道：“绍飞，你去瞅一眼！再不是，我们就找个旅馆住下。”绍飞接令，向前跑去，先是看到一块“张难生录像厅”的招牌，接着就看到一只被雨淋湿的音箱，声音仿佛也被雨淋湿了，听不太清。绍飞根据招牌下面箭头的指示，拐了一个弯，在一条更窄的巷子，看到一扇门上挂着一块布帘，他小心地掀开，看到布帘的桌子后面，悬浮着一颗巨大的头颅。

张难生就是驼背的名字。他是井下村人。绍飞还是孩童的年纪，总看到他在舅舅家住宿。那时候，张难生是山乡的红人，因为只有他能请来戏班进山来演戏。那时候，分田到户还没几年，但是相比生产队时期，山里人的日子宽裕了，如果能请来戏班，每家都要去邀请亲戚来看戏，这是让人脸上有光的事情。一般而言，哪个村先请来戏班子，请的是什么戏班子，是初六演还是二十六才演，演几天，看戏的人是多是少，都证明着一个村子的经济实力。

印象至深的是，有一年冬天农忙刚过，父亲坐在家里就着花生米喝老酒，舅舅带驼背上了门。他们是为明年正月请戏班来村里演戏凑份子钱的。父亲慷慨道：“没问题，我出一担稻谷吧！加工成米换钱，或者留给戏班子做饭都行。”站在舅舅身边的驼背记下父亲的承诺，然后给父亲作了一个揖：“谢谢姐夫啦！”那是绍飞第一次看到驼背，他身子那么小，头那么大，声音脆得像个小孩，但又长着胡子，这怪异的长相让他害怕，以至于不敢走出来跟舅舅说话。

没想到十多年没见，驼背见到绍飞，还认得他。“这不就是你姐的孩子吗？”他表现得很热情，“当年有戏班看上你，想让你去学戏呢。幸好你没去。”驼背的个子和声音还像一个小孩，但是他已经开始衰老，没有生气的面色，就像蜡纸被揉皱附着在脸上。

“走，我带你们去吃点东西。”

一行三人来到巷子口，也就是挂录像厅招牌的地方，进了小饭馆。驼背说：“你们要吃什么，炒菜还是快餐，跟老板说。”舅舅说：“吃快餐吧，方便！”驼背说：“炒两个菜吧。”在舅舅的坚持下，驼背给两人点了快餐，每人额外加了一块大排骨。付过钱，他就回去了。

音箱里传来的是港台片的声音：“大哥，饶了我吧！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舅舅问：“老板，音箱里一天到晚打打杀杀的，你烦不烦？”老板说：“听习惯就好了，有点声音热闹。驼背还好啦，那什么，他不放黄的。不然可真受不了。”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舅舅趁机问了一些驼背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驼背来这里开录像厅三年了，录像厅的生意勉勉强强能养活他一个人。舅舅拿捏着尺寸，又问驼背有没有结婚、有没有买房。答案是单身，吃住在录像厅。舅舅似乎有些失望。

晚上，绍飞和舅舅就睡在录像厅的地板上。那是一间大约两百平方米的大通间。在入口处，驼背隔出一间小屋做售票、放映和生活起居之用。其他空间摆放着一排排折叠椅，最前面，左右两边各放着特制的柜子，里面各镶着一台大彩电。绍飞和舅舅帮着打扫卫生，然后一人一张草席铺开，将家里带来的被子一半垫于身下、一半折在身上。绍飞困极了，这两天基本在路上走，却几次被舅舅的呼噜声吵醒。

第二天一早，霞光万丈，在驼背指点下，舅舅带着绍飞去火车站附近找工作。驼背说，那里聚集着很多进城找活儿干的人。于是两人从驼背所在的东关村，一前一后去往市区。外环路上，南来北往的大货车卷起尘土一会儿将他们湮没，一会儿又将他们刮到路边的垃圾堆上。后来，舅舅看见公共汽车的路牌，就带着绍飞坐了公共汽车。虽然绍飞又要吐，但忍住了。舅舅说：“城里人一看你就是乡下来的。”

火车站与汽车站离得并不远。找到了汽车站，接着沿车站路向前走，大概走了二十分钟，就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那声音不用舅舅告诉他，他也知道是从火车头发出来的。但是火车站前前后后都是建筑物，站在火车站广场既看不到火车，也看不到火车头喷出来的蒸汽，只有双脚隐约感到大地的震颤。

“跟着我哪！这地方乱糟糟的，净是车、人！”

绍飞紧紧跟上。这条街就像一根烟熏火燎的腊肠，颜色深，散发油腻与烟火的气味。绍飞跟着舅舅走到火车站对面的婺江边，果然站着一堆灰头土脸的人，有的面前摆着做泥瓦匠的工具，有的拿着挑东西的扁担，或站或蹲。这里无疑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劳动力市场，每当有骑摩托车的老板模样的人出现，他们就一哄而上。绍飞对这次进城要找什么工作，并没有什么打算，只是发现自己并不想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去干苦力，他总觉得城市是比乡村高一级的地方，不应该是做苦力的地方。正这么想着，毫不示弱的舅舅已经从人堆里挤出来，兴奋地喊：“今儿个可以回去休息了，我要到了老板的一张名片。说是让我明天去报名。”

然后，蚂蚱一样一身轻的舅舅带着绍飞去了人民广场。那里是金华最热闹的地方，至少在当年是那样。舅舅说：“还是城里好啊，你看，这来来往往的人，穿得多么光鲜体面！这百货商店，应有尽有！”又说，“明天你跟着我去报名就行，他妈的！”

第二天，舅舅叫上绍飞，费了一些周折，找到一个哐当哐当响的工地。舅舅进去，跟里面的包工头谈好了条件，再把绍飞叫进去。他向老板介绍绍飞：亲外甥，初中毕业。工头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说这孩子就像刚脱壳的笋，怎么看都像一个书生，应该去学校复读。然后说：“明天你一个人来，七点钟到，到了就干活，不来拉倒。”

回到驼背那里，夜深了。因为报名之后，舅舅又带绍飞在城里转了一天。

驼背问：“吃过了吗，要不要下个挂面？”

舅舅说：“吃过了，吃过了。”

录像厅里看录像的人散了，偌大的空间立刻显得冷寂，像个矿洞。舅舅在厕所那边洗完澡，就回来整理明天要带去的东西。绍飞呢，一直帮着驼背收拾录像厅，等把摞到一堆的椅子复归原位，舅舅跟驼背说起明天就要去做工的事情。驼背说，好呀！好呀！然后问起工地的情况，多少钱一天。两人聊着聊着，舅舅突然停下来，说：“难生，我明天一走，绍飞还暂时留在你这里。等我在那边落实了，再接他过去。”驼背说：“我这里有的是住的地方，不瞒你说，前两年不少山里人来找我，就睡在这地方。”舅舅支支吾吾，仿佛鼓足勇气才说出来：“你……你这里，需要帮手吧，你一个人放录像……”

驼背说：“是想让绍飞做我的帮手吧？”

舅舅说：“你脑子就是转得快。”

驼背说：“我当然需要帮手啦。我这三年除了早上可以出去，平时哪儿都去不了。但是，放录像这活儿不但学不到本领，还会耽误人。要不这样，绍飞一边在我这儿住着，一边出去找工作。找到了，就去工作。找不到，就帮我一下。”

舅舅说：“这个想法好。不管工作能不能找到，都有个落脚的地方。”

驼背说：“就是工资，我恐怕……”

舅舅说：“这个好说，你这里给他住，再管他三顿饭就行。真给工资，他就不出去好好找了。”然后转过身，问绍飞：“这样可行？”绍飞心里有点儿不乐意，舅舅不在这里，他跟驼背在一起会很别扭。

舅舅说：“我明天是去给泥瓦匠打下手的，拌沙子水泥，说不定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不得不去挣几块零钱花花。等以后找到国营工厂去做合同工，我再带你去。”

这么说过，舅舅就睡了。在草席上发出很响的呼噜声。

未完待续

SPRING

春暖

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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