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四海 | 国境之外的肺炎疫情：没有人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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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蔓延数月，国内“拐点”暂未到来，全民抗“疫”仍在继续。与此同时，狡黠的病毒已随着人类全球化的互通秩序侵入了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韩两国也在近日感染人数激增，均突破千人确诊。国境内外，出入境“红灯”渐次亮起，防护物资、医疗资源多处告急……

如世界卫生组织在２月20日的媒体会上所言，“全球协调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这类危险敌人的关键。”疫情当前，多方国际援助和侨胞力量正与我们共克时艰。但在全球感染的态势之下，也不乏许多将华人标签化的歧视之声。远隔重洋，身处异土，国境之外的游子们集结物资、请愿平权、心系家国，以特别的方式同这片古老的土地共情共历肺炎时期的水深火热。

为此，《复旦青年》把目光聚焦于世界各地的复旦人，将记录的笔交到他们手中，呈现疫情中的世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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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青年记者 蒋畅语 朱月萌 整理

复旦青年记者 朱月萌 编辑

日本·东京

孙宇彤　复旦大学传播学系2016级本科生

我在早稻田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自去年9月抵达东京，已经在日本生活了5个月。

疫情蔓延以来，东京倒是一切如常。在日本，戴口罩本就是很普遍的事。收银员、保安等由于接触人员较多，出于公共卫生安全的考虑，也常常会戴口罩工作，更何况自去年11月日本进入流感高发期，戴口罩防护的人更是增加不少。因此，除了课堂里的中国同学纷纷戴上了口罩，海洋彼岸的巨变遥远得仿佛是另一个星球的事。

1月22日，我收到了来自早大国际教育中心关于疫情的第一封邮件。邮件向所有交换生告知了中国疫情的情况，给出了一些防护建议，提醒关注疫情进展。至今，校方陆陆续续一共发来了七封邮件，主要是在不断更新旅行限制的相关事宜。

除夕那天，结束了早上的考试，我和同一个项目的复旦同学一起去高田马场买口罩。药妆店和便利店里基本还有货，只是都挂上了限购的牌子，当时我们并没有需要囤货的紧迫感，就各自买了一盒三十个装的回去。不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在附近的商店看见口罩，一周后我想再买点口罩寄回上海给存货告急的父母时，连摆放口罩的货架都不见踪影。

春节期间的东京，当然不会有节日气息，但我也绝对没有想到，今年的中国，竟亦是如此。第一次不在父母身边过节，本以为会感到些许落寞，然而不断飙升的各种数字，难辨真假的求助和视频，淹没了我那一点点不足道的乡愁。我无心观看春晚，机械性地刷着手机，在悲喜交加的热搜榜里感到巨大的撕裂。

写下以上文字是2月19日的晚上十点，疫情发展已有月余，国内的疫情形势进一步出现向好变化，日本却逐渐成为了国人乃至世界担忧的对象。2月14日，日本通报六地新增8例确诊患者，其中多名患者感染路径不明。紧接着15日的冈山万人裸祭，16日的五十万人马拉松，更让我们忧心忡忡。由于法律限制，中国式的强力防控在日本并不可能，再加上口罩紧缺，减少疫情的扩散或许只能靠民众自觉。

二月以来三周，早大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在享受春季休业时光，而我们十几个双学位学生还在集中课程的学海里遨游。不过，比起国内的大家“禁足”时长纪录不断刷新，尚能跟着老师去艺术馆、博物馆参观，我已经觉得知足。

新加坡

任佳怡　复旦大学广播电视学系2017级本科生

1月9日凌晨，我到达了新加坡，也从冬天来到了夏天。在当时的我看来，国内的疫情还只是神秘的“武汉肺炎”，出境以及进入新加坡的过程中也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只是没想到，在两周之后，新加坡就出现了第一例新型肺炎确诊病例。除夕当天，政府宣布了海陆空关卡将全面进行体温检测。1月27日，新加坡政府发布公告，要求从1月28日起，所有在过去14天去过中国的人员必须强制申请14天的缺席假来进行自我隔离。紧接而来的是病例的不断增加、从输入性病例到本地范围的传播、出入境的限制以及航班的停运。政府也从1月31日起暂停了给中国护照持有者发放各类长期准证。

学校内，在偌大的可容纳两百人左右的教室里环顾四周，几乎只有我一个人戴着口罩。后来我发现，似乎可以通过观察“对方是否戴着口罩”找到中国的课友小伙伴。大多数新加坡人不戴口罩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政府至今一直强调的：“如果你没感觉到不舒服，就不要戴口罩。” 我和中国朋友们对病毒在潜伏期的可传染性早有耳闻，也试图努力跟新加坡的朋友们介绍新冠肺炎的在中国的传播速度之快，但是结果不容乐观。近期的新加坡万人宴和小印度节也都照常举行了。

到2月7日达到30余例确诊数时，新加坡政府将警戒级别提高到了橙色。当晚，一些当地市民就开始了疯狂的抢购，凌晨十二点在超市门外排起长队，方便速食食品货架被一扫而光。那似乎是我在新加坡第一次感受到疫情扩散的严重感。当我敲下这些文字时候，面积约等于上海九分之一的新加坡已有85例确诊，戴口罩的人多了一些，但仍占少数。

▲２月８日，新加坡某超市，方便面货架已经售空

我所在的交流学校——新加坡国立大学在1月底征用了部分学生宿舍作为隔离区。也发邮件告知了“14天的缺席假”的申请流程，并表示不会影响出勤率和成绩。在2月13日一名教授确诊后，学校就将50人以上的课程均转为网上教学，其他讨论课也部分变成了网上讨论。

疫情已经导致了部分出入境受到限制，但求五月能顺利地回家，希望一切都能快点好起来。

澳大利亚·悉尼

林珂伊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2015级本科生

新南威尔士州早前山火肆虐，空气质量堪忧，那时就有不少人在买口罩了，病毒的威胁接踵而至，中间几乎没有什么喘息的时间。奇怪的是，虽然所有药店的口罩都供不应求，但是大街上却几乎没有人戴口罩，偶尔看见几个也都是华人。悉尼正值夏季，厚厚的口罩闷热难耐，除非在人员高度集密集的场合，一般的同学都不太愿意戴。此外，我与朋友曾戴着口罩在公交车站等车时，被一个的白人女性挥手“驱赶”。那晚下着雨，她一边念叨着类似“Chinese Virus”的词语，一边朝我们摆手，示意我们不要过去，并在我们逐渐靠近车站后背着包离开了遮雨棚，到近旁的一棵树下避雨。

▲３月４日，悉尼街道上，少数人开始戴口罩

新学期即将开始，澳洲的旅行禁令却将很多本要返校的中国留学生拒之门外。学校拒绝了改期开学的建议，并迅速组织起了很多视频课程，延长了中国留学生最晚注册的时间。为了能在最晚报到时间之前返回澳洲，我的室友被迫中转第三国，等14天隔离期满后再回澳洲上学。而一些身处武汉的同学对于这学期回澳上学已经不抱希望。

虽然身在海外，但“肺炎时期”的紧张也蔓延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之间。国内的疫情变化和与此相关的信息反复出现我们的日常聊天和朋友圈里，和家人通电话时也免不了嘱咐几句“别出门”“记得戴口罩”。疫情越发严重之后，身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们也开始避免集会。

我越发体会到，纵使远隔重洋，对岸的一切都是留学生在外生活的底色。当家园身处忧患，我们也无法置身事外。希望疫情赶快过去，生活一切如常。

加拿大·埃德蒙顿

吴习溱 复旦大学传播学系2017级本科生

我在1月11日从上海飞往加拿大，一路上除了常规的检疫之外，并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疫情排查。但是从1月下旬湖北多市陆续宣布封城以来，情况急转直下：加拿大多家航空公司中止了从武汉飞来的航班。

加拿大算是比较幸运，截至2月19日一共8例确诊，其中3例在渥太华，5例在英属哥伦比亚省，而我所在的城市埃德蒙顿目前没有确诊案例，因此当地并没有疫情扩散的紧迫感。尽管如此，学校还是在1月21号前后给每位同学发送了提醒邮件，提醒大家集会注意防疫、勤洗手、自备口罩等。一切课程、活动还是照常进行，并没有受到影响。但疫情造成的次生恐惧还是挺大的,虽然大家都知道埃德蒙顿目前很安全，但是口罩等防护物资也迅速进入短缺状态：我在1月22日前后买了10个口罩在寝室备着，第二天想帮家人买点寄回国内，结果跑遍了周边的各大商场，都已经缺货了。

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心理恐惧主要只在华人群体中蔓延，加拿大人看起来倒是不怎么在乎。22日那天我身边排队买口罩的全是华人，去超市买菜、出席集会时带口罩的也基本是亚洲面孔的人。本地人似乎并不怎么警惕，埃德蒙顿市的各种大小活动也是照常进行。

身处异国，我还是持续关注内地疫情的。几乎每天都会上YouTube看新闻、看政论节目，对比多方的讯息。在这次疫情中，有些声音重点在“天灾”，有些评论家更强调“人祸”，有人提议如何“避免人祸”，也有人强调如何“应对天灾”。声音太多太杂了，以至于我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作为学生，在面对这样宏大却谈不上复杂的“人祸天灾”之时，如果没有一个可靠、及时的信源，任何动情达理的语言都可能蒙蔽我的双眼。

在国外，我显然无法体会国内同学的感受。最后我只是希望大家平平安安，2020年不要再发生其它的连锁反应了。

荷兰·阿姆斯特丹

朱静煊 复旦大学新闻学系2017级本科生

1月31号，大年初七，我从上海浦东出发，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当时许多航班都已经取消，凌晨的机场里，大多值机口都空无一人。我搭乘的俄航值机口却排了很长的队，队伍里以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为主，所有人都戴着口罩，只露一双眼睛。登机口前，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对即将分别的情侣，他们拥抱了很久，排到头才分开，一个人退出队伍，看着另一个慢慢走过几米长的体温检测区。

在俄罗斯转机后，戴口罩的人骤减，我所见到的几个都是亚洲面孔。等落地阿姆，新型冠状病毒好像一下子变得遥远了，荷兰官方没有在入境处设置任何针对中国旅客的额外检查，工作人员也没有佩戴口罩。至今，荷兰仍未对中国人关闭边境，也没有增设任何病毒排查环节。至今，荷兰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已有18人，荷航飞往中国大陆的航班被暂停。

与国内的紧张状况相比，这里似乎过于安逸了。但事实上，我们与病毒的距离并未因此拉长。在海外，病毒可能会以另一种形式蔓延。最近荷兰的华人圈被一则消息刷屏：荷兰电台公然播放辱华歌曲，歌词大意是预防病毒不如远离中国人。对此，在荷华人组织了反对歧视的政府请愿，四处征集签名，要求媒体与政界发声。我也参与了这次请愿，这是少数我力所能及的事。2月7日，荷兰政府已经公开阐明反对种族歧视的立场。

日常生活中，同学与老师大多非常友善，聊起关于冠状病毒的话题时，往往对中国的政府作为、舆论舆情更为关注。我所在的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会以大概一周一次的频率发送关于新冠病毒的邮件，大多数是发给全体学生，告知大家学校正在密切关注WHO的通知，也有两封是专门发给中国学生的，善意提醒我们如果出现相关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我会和家人隔天通话，互报平安。爸妈总是觉得幸运，因为我赶在病毒最严重之前离开了，不必为我的健康担心；说到自己时，他们总是以轻松的、玩笑的口气说起小区的出入管制又严格了，说爷爷奶奶散步都得趁清晨了。结束通话后，我常常想起登机口前那对因戴着口罩而面目不清的情侣。分别是很难过的，留牵挂的人在危险处境中更难过。但如果这种“牵挂”可以被放大，如果关心和拥抱可以出现在群体之内，也可以出现在种族之间，所有人的难过是不是都会少一点、短一点。

挪威·卑尔根

汤涵钰 复旦大学新闻学系2017级本科生

2020年2月17日

我到卑尔根一月有余，这里的生活没有因新冠疫情而产生明显不同：街上看不到谁戴口罩，人们照常在轻轨和公交里紧挨着，电影院与酒吧也人来人往。料想这番情景在现在的国内很难看见。

2月14日开始，我在卑尔根的城市轻轨上看到了预防新冠的旅客须知，提醒近14天到过中国或接触过相关人士、并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旅客迅速就医。末尾的急诊电话是挪威传染科医生的专线，联系后医生会直接上门。这个通知每隔五分钟在电子屏幕上播报一次，包括英挪中三语，大概是近期来我对疫情扩散最有实感的体验。

▲卑尔根城市轻轨Bybanen上的旅客须知

还有一些变化也切实发生着。北欧航空与中国的往返航班已经停运。挪威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在官网上设立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专题，向公众介绍疫情的最新情况和预防措施。虽然没见到人戴口罩，但城里很多药店几乎都已售空。为以防万一，我和朋友决定还是先囤积一点，并在学校附近的一家药店购买到了存货，平均每个医用外科口罩3元人民币，据说已经是上涨后的价格。

也有其他国际学生和我谈起新冠疫情。我的立陶宛邻居甚至听说了李文亮，知道那是个“试图提醒人们病毒的危险、最后也因病毒逝世的医生”。不过可能是因为挪威没有发现相关病例，他们大多不太担心，只是问我的家人朋友是否平安。我庆幸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很难描述自己最近的心情。这里的日子平和安稳，但拿起手机时我常产生不真切的割裂感。还记得武汉封城的消息发布在北京时间的凌晨，我是在东一区的晚上八点得知的，不免为当时仍在梦中的武汉忧心忡忡，更难以设想人们醒来后的反应。唯愿疫情尽快结束，大家珍重。

2020年3月4日

短短两周过去，想到情况已然大不相同。从2月26日爆出第一例来，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30，挪威已有40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卑尔根占了十个，大多数都是从意大利北部返回的。当局不对公众公布患者之前的动线，声称会逐一通知每个可能相关的人。疫情宣传加强了，但专家仍不建议普通人戴口罩，一是认为不正确的佩戴方式反而容易增高感染风险，二是认为只有患者或者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才需要戴。对于“是否建议取消公共活动”仍在考虑中，停工停学则“几乎没有可能”。

我和一些中国同学开始了自行防护，口罩、洗手、消毒，全套照搬国内的方式，生活必需品也悄悄囤积起来。一个多月前我对家人的种种叮嘱，跨过半个地球绕回我自己身上。我提醒了邻居们和其他同学，不过依旧有人将新冠等同于普通流感，或是笃信“年轻人免疫力强”。

这三天来我戴着口罩上下学，和看似一切如常的人群一起挤轻轨。昨天有四五个孩子看见我以后慌慌张张换了另一扇门上车，其中一个跑开之前还向我挥了挥手，我觉得可爱得好笑。当然有人会投来更直接的目光，只是我没心思多在意。

就在几分钟前，挪威卫生署署长向媒体承认，挪威诊断新冠的医疗资源数量不足，必须谨慎使用。不知道接下来情况将会如何，当地媒体每次更新消息都让人心惊。眼下我要把两周前文末的那句祝愿留给自己，以及同在海外的其他朋友们。

英国·利兹

胡卜文 复旦大学新闻学系2017级本科生

1月22日，我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飞往英国曼彻斯特。那时疫情形势已经渐渐严峻，但机场的防控措施并不严格。候机室外安检处的测温点并不起眼，也无工作人员看守，没有旅客停下测温。过了安检，戴口罩的人也很少，飞机上更是寥寥无几。

到达利兹后，我和朋友在eBay上买了200个医用外科口罩，花了不到两百块人民币。第二天，法国确诊了3例新冠肺炎病例，意味着病毒进入欧洲。利兹当地的口罩随即脱销，eBay上的口罩价格更是大涨，甚至有100个医用外科口罩卖918.99镑（约8300人民币）的。

31日，英国首次出现新冠肺炎病例，患者是住在约克的中国留学生及其家属。约克和利兹相邻，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有点紧张。后来出现的英国“超级传播者”更是在4天内将病毒传染给了11名英国公民。

虽然疫情形势不容乐观，但在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周六利兹市中心的步行街上人头攒动，集体活动也照常进行，我的生活也一切如常。入住宿舍的第二天晚上，一位澳洲室友曾问我们是从中国哪个省份来的，因为他知道武汉的疫情特别严重。还有一次我们打车回宿舍，司机询问了我们的健康状况。但他们都非常友好。

虽然在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前出了国，但我并没有一种“逃离”的轻松感。打开手机目之所及，全是有关国内疫情的消息。由于8小时的时差，每天晚上睡觉前，新闻公众号和APP会开始给我推送国内新一天的疫情情况；早上起床刷朋友圈和微博，又会迎接国内积累一天的信息轰炸。CNN推送和BBC NEWS的头条也总是有关中国疫情。

转眼已经是二月中旬，家人已经复工，朋友也陆陆续续开始上网课。再过一个月武大的樱花就要开了吧，希望疫情快快过去，大家能够尽快步入生活正轨，出门看一看春天！

俄罗斯·莫斯科

王紫珺 复旦大学俄语系2018级研究生

我去年10月出国前往莫斯科，现在暂未回国。

此前，俄罗斯暂时只确诊了两例新冠肺炎病例，并且已经出院。学校安排了每日体检测量体温，会一直持续到3月1日。俄方已经从2月20日起禁止中国人入境，各方面的管控都比较严格。截至发稿前，俄罗斯新增两例从意大利返回国内的病例，莫斯科政府在这段时间内也加强了公共交通与大型集会活动的监控。

虽然身在莫斯科，但很早的时候我就有疫情扩散的紧迫感。我记得很清楚，1月18日，朋友圈里全部在转发有关新冠病毒的疫情。当时我就觉得可能会比较严重，因为整个湖北省绕不开武汉，我们无论去哪里基本上都会途径武汉。

特别是近几年“8+1”生活圈的建设让武汉与周边城市的联系非常紧密。这个以中国中部最大城市武汉为圆心，覆盖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周边8个大中型城市的城市群面积不到湖北省三分之一，却几乎集中了全省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六成以上的GDP总量。

在疫情消息刚刚爆出来的时候，我就买到了N95口罩并托朋友带回了国。我也挺庆幸在私人快递停运之前将口罩寄回了湖北黄石的家中，心里也安稳了许多。当时有一个公司打算捐助口罩等防护物资回国，我帮他们去和对接方商量谈价格，因为产品无法用于一线防护，且募捐在合规方面出了点问题，最终没有成功，有些可惜。

在莫斯科，人们并没有增强日常防护，只会有一部分年轻人戴口罩，但最近能看到地铁上的宣传屏里加强了对病毒的科普与戴口罩的宣传。在他们的文化图景中，戴口罩就意味着这个人生了很重的传染病，因此他们一般都不戴口罩。公共场所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比如在苏联解体前进驻莫斯科的第一家麦当劳本来要举办庆祝活动，后来因为新冠肺炎不得不取消。

疫情爆发至今，我的生活节奏基本上都被打乱了，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了解相关信息。在灾难面前，每一个人都是脆弱而无力的。大灾难会极大地激发出人的善念和恶念，这次疫情真的是一面照妖镜。不过到现在，我也从刚开始的慌张无措变得对国家和政府越来越有信心，也越来越期待交流期结束回到祖国的那一天。

俄罗斯的同学对中国疫情持观望态度，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身体素质过硬，不会感染上这个病毒。在俄罗斯的在地铁、公交上，我不时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亚裔面孔的敌意，但是也不乏很多好心人，会安慰我们一切都会过去。

美国·多佛

林逸 复旦大学2017级本科生

我在1月19日来到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多佛参加志愿者项目。

目前为止，唯一受影响的日程是2月2日前往MIT的餐馆，在当天早晨看到MIT确诊一例新冠病例的新闻后，我们就取消了计划，同行的五个人也都戴上了口罩出门。但在美国这看起来真的很奇怪，因为街上根本没人戴口罩。我们去药店买洗手液、坐地铁时，收银员和地铁上的乘客态度明显不是很好，到了下午我们就都摘了口罩。

当地有很多华人援助国内的活动，我在纽约的堂哥就买了几万个口罩和医用头罩寄回国捐助医院。但在波士顿旅游的最后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家里口罩快用完了，让我看一看有没有的买。那晚我很崩溃，因为在波士顿连逛了六、七家药店口罩全都售罄。多佛的药店也是一样，我逛了四家药店只买到一盒医用外科口罩，可能都被这里为数不多的中国朋友买完了。一些五金店还有N95存货，不带滤嘴的N95口罩一盒10个要15美金，由于价格很贵，我最终没有买很多。

▲林逸出门寻找口罩时，波士顿的街道仍然繁华

实际上，新罕布什尔州华人比例很少，我所在的城市也人口稀疏，即使在流感季节街上也没有人戴口罩。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也离多佛很遥远，在当地并没有疫情扩散的紧迫感，政府并未采取特别的措施，人们也没有增加日常防护。但是身边的美国朋友会经常谈论中国的疫情，关心我能不能按时回家，也会很关注中国疫情的发展和防治。

在这里的第四周，美国部分航班取消，我的室友被迫改签提前回国。志愿者项目结束后，我去往纽约，在那里生活的亲戚们也开始频繁地讨论国内的疫情，有劝我多呆一阵子再回去。但幸好返程的计划并未受到疫情的波及，我赶在2月19日乘坐航班顺利回到了家中。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林逸为化名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图中疫情数据截至2020-03-05 10:38

来源于丁香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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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 王英豪

微信编辑丨周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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